他是清华学子，当民族危亡悬于一线时，他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他是抗日将领，当抗战形势焦灼、国土相继沦陷时，他毅然奔赴鄂中农村，以“八条枪”为基础发展敌后游击武装，屡挫日伪气焰，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在武汉市黄陂区木兰山南麓，抗日英烈杨学诚长眠于此。“读书时就听闻老学长的故事，如今来到他的故乡工作，更能体会他那份抉择之重。”在黄陂参与基层工作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孙欣頔说。

杨学诚，1915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研子岗一户贫苦农家。1934年，杨学诚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初入清华园，他寡言少语，安分内向，鲜少参加课外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的争夺。然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极力压制抗日救亡运动，刺痛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心。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学诚与数千学子一道，冲破军警封锁，走上街头，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随后，他加入北平学联组织的南下宣传团，顶寒风、冒风沙，徒步乡野，将救亡火种撒向广阔农村。

民族危难之际，他完成了从“书生”到“战士”的蜕变。193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集体讨论时，他从坐着说到站起来说，再到边走边说，总能点燃大家的热情。”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回忆，多位曾与杨学诚共事的老同志都赞叹他擅长做思想动员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杨学诚9月初抵武汉，担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湖北省（工）委青委书记。同年12月，他创建和领导了湖北青年救国团。该组织如燎原星火一般发展至5万余人，成为武汉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国抗战烽火连天，日军进逼华中。1938年8月，组织一声令下，杨学诚奔赴鄂中，与同志并肩开创抗日根据地。在应城夏家庙，他们培训抗日骨干300余人，为鄂中敌后武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应城告急前夕，他喊出“讨饭也要讨来一支枪”的壮语，带领当地县委白手起家，在“八条枪”的基础上，创立了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1939年6月，“应抗”主力整编加入新四军，鄂中、豫南武装实现统一指挥。杨学诚历任多个指挥要职，他与战士们同甘共苦，风餐露宿，坚持进行敌后游击斗争。

“那时条件艰苦，二伯穿着生满跳蚤的旧衣服，和战士们挤在一间土房里工作。”杨学诚的侄子杨冬明讲述，1939年，祖母得知儿子在应城驻防，带着子女步行6天前去探望。部队首长见其家贫，悄悄塞给杨母两块银元。杨学诚得知后，恳请母亲退还：“现在队伍困难，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1942年8月，杨学诚兼任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政治委员，率部开辟鄂南抗日根据地。途经家乡黄陂时，他动员青年参军。留宿家中当晚，母亲劝他早日娶妻，他却说：“全国尚未解放，我哪有心思成家？”并向家人许诺“等胜利了，一定接你们到武汉团聚”。然而，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求学时染上的肺疾，拖垮了他的身体。1944年3月，杨学诚病逝于大悟山高家洼，年仅29岁。

抗战胜利后，英魂归葬故里。如今在黄陂，每逢清明、“七一”等节点，前往杨学诚陵园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时代不同，但报效国家的赤诚一脉相承。乡村振兴，基层就是前线，我会把这份志向融入田间地头，为乡亲们多做实事。”孙欣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