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是集遗产地、博物馆、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三重身份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公共文化机构。自1925年成立以来，始终以保护、研究、传承、弘扬故宫及其藏品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百年来，故宫博物院历经坎坷，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探索中国特色博物馆发展道路做出了不懈努力。进入新时代，形成了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事业发展体系，展现了当代文博人的担当。面向未来，故宫博物院将努力建设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百年故宫博物院：历程·使命·愿景

王旭东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昔日的皇家禁苑成为公共文化场所。20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一百周年，其管理的文化遗产，包括以紫禁城为主体的不可移动文物和以清宫旧藏为主体的可移动文物，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一百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故宫博物院始终以保护、研究、传承、弘扬故宫及其藏品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站在百年历史的节点上，回顾既往发展，承担时代使命，展望未来愿景，故宫博物院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奋力向前。

一  百年历程

在风云激荡的世纪长河中，从战火纷飞时的文物南迁到和平年代的学术深耕，从栉风沐雨的修缮保护到数字时代的活化创新，故宫博物院前行的每一步皆烙印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坚韧与智慧。

（一）从皇家禁苑到人民博物馆

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溥仪退位，中华民国肇建。社会鼎革与文化转型的呼应，为紫禁城向博物馆的转变提供了历史契机。紫禁城的开放分为建立古物陈列所和成立故宫博物院两个阶段。1914年，北洋政府在紫禁城的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收藏并展示其从承德原热河行宫和沈阳故宫运来的20余万件文物，开创了近代中国“公共览古之新纪元”。

退位后的溥仪一直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区域，期间宫内部分重要藏品流失宫外，加上管理不善，大量藏品被毁损散佚。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之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清理公产私产，筹建博物馆。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时，设临时董事会、临时理事会，内设古物馆、图书馆（下设图书与文献两部）、总务处三部门，还规定遇有必要时设专门委员会，开始履行新式博物馆的典藏、保管、陈列、研究和出版等职责。帝王宫阙转型为公共博物馆，禁苑秘藏转变为全民遗产。可以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其精神全在一公字”。

在民国初期复杂的军政环境和残酷的军阀混战形势下，自1926年3月至1928年6月，故宫博物院被迫进行了先后四次改组，于艰难中勉强维持，但依然接续着博物馆的展览、开放、规章制度建设等工作。1928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接管故宫博物院，并于10月15日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次年3月，易培基正式受任为院长，通过改组确立了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总务处、秘书处的“三馆两处”及各种专门委员会制度，完善了管理体系，并克服困难陆续推动古建修缮、文物清点、陈列改善、开放提升、库房修建、对外交流、出版宣传等工作。1929年10月，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1930年11月获批，同意合并古物陈列所，同时将中华门以北直至景山的所有宫殿、苑囿、坛庙、衙署建筑，包括大高玄殿、太庙、皇史宬、堂子等处，统归故宫博物院管理。因各种原因，直到1948年古物陈列所才正式并入故宫博物院。1930年，故宫博物院完成历史上第一次文物点查工作，陆续出版了《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统计总数为117万余件。“这是紫禁城内的清宫收藏第一次按照现代博物馆规则予以准确编号，在中国博物馆史上实有首创价值”。

古物陈列所的开办、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以及《完整故宫保管计划》的提出，是故宫博物院乃至近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对中国乃至世界博物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守护文脉的文物“南迁”与“北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3年元旦，日军进犯山海关，北平告急。为更好保护古物，理事会决议文物南迁。在易培基、马衡两任院长的先后主持下，自1933年始，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机构所藏逾1.9万箱文物分五批南迁。其后南迁文物暂存在上海法租界内达4年之久，成立了驻沪办事处，进行存沪文物的清点保护工作，形成了127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点收清册》，这是南迁文物最完整的著录。文物存沪期间，受英国政府邀请，于1935年精选700余件珍贵文物远赴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中国古代艺术品出国展览。1936年9月，在南京建成文物保存库，12月南迁文物全部运抵南京，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1937年7月起，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会战相继爆发。战争阴影之下，暂存南京的文物又不得不分南、北、中三路疏散西南。南路80箱文物辗转秘藏于长沙、贵阳、安顺、巴县等地；北路7287箱文物穿越秦蜀古道，流离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中路9331箱文物溯江西上，经宜宾中转，存藏于乐山安谷。在日机轰炸、匪患频仍的危局中，故宫博物院同仁以生命守护文明星火，还先后在南京、贵阳、重庆、成都等地举办了多个展览。这一系列活动正如马衡院长所说：“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1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胜利。1946年，存巴县、峨眉和乐山文物陆续集中重庆，并于1947年东运南京。然内战烽起，1948年12月起，2972箱文物被运至台湾，1965年在台北建立台北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终成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的共同珍藏与文脉伏笔。

1949年1月16日，在平津战役如火如荼之际，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专门指示，要“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7日，故宫博物院重新对外开放。5月7日，正式接管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是年冬天，中央政府决议将暂存南京分院的文物全部运回北京。

山河重光，故宫新生。南迁文物从1950年1月开始陆续北返。到1958年9月，除了暂存南京朝天宫保存库的2200余箱文物外，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和国子监等处总计6200余箱南迁文物自南京返回，其中2500余箱南迁档案等文物移交国家档案局。

故宫文物南迁是一次在国家危亡时刻守护华夏文脉的伟大征程，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故宫人舍身忘己、不屈不挠、矢志不渝的典守精神。从“南迁”到“北返”，万里征途险嶂迭生。千钧箱篓里不仅盛装着国之重器，更承载着中华民族文脉续存的坚定信念。

（三）革故鼎新与基础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迎来事业的新发展。以把故宫博物院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博物馆为目标，原来的“三馆两处”改制为部处制，大规模引进各类人才，进行博物馆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博物馆的服务功能和文物保护研究能力建设。

在管理上，1950年文化部发布了修订后的《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暂行组织条例》，明确了故宫博物院的定位、管理范围和职责。同时，确立了古建保护工作在各项业务工作的重要地位，提出了“着重保养，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修缮保护方针。1953年后的十年间，完成430余项古建修缮工程，极大改善了故宫古建筑的保存状况。1957年，在端门等17座殿宇安装避雷针。同时，组织人力持续开展垃圾清理、河道疏浚、河堤修缮等环境整治工作，彻底改变了残破不堪的院貌和环境。

1954年4月，吴仲超担任院长，《故宫博物院整顿改革方案》发布，按“艺术性博物馆”要求进行重大改革。一是持续进行文物清理工作，开展系统分类、定级、建档工作，先后建立《“新”字号总登记册》（1949年以后新收部分）和《“故”字号总登记册》（院藏文物旧藏部分和1949年以前的新收部分）。1965年底，在账文物总数为 90万余件/套（不含资料和“非文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国家拨交、捐赠、购买等方式，故宫博物院不断完善藏品体系，新入藏文物达20多万件，同时也将大量珍贵古籍拨交给了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并将一些特色文物拨交给了国内外相关单位，明清档案部则独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二是持续做好艺术品的展览陈列工作。陶瓷馆、青铜器馆、玉器馆、历代艺术馆等专题展馆陆续开展，并不断调整改陈，前三殿、后三宫、军机处、养心殿、西六宫等陆续布置成宫廷原状陈列，新开放的展览展出文物数量众多，反响巨大。1957年9月，“历代艺术品综合陈列”在钟粹宫及配殿开放，展品总计2183件。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宫廷原状、历代艺术和专题展览的展陈体系，并在服务公众和促进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61年，故宫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6年后，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陷于停顿并奉令闭馆。1971年筹备重新开放，周恩来总理特请郭沫若重新题写故宫博物院匾额，并组织班子编写了《故宫简介》。7月5日重新开放后，每日游客数量高达4万人次，《故宫简介》日销量达7500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故宫博物院不断完善机构设置与基础设施，在古建和院藏文物的保护、研究和价值阐释，以及博物馆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外部环境的治理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故宫博物院逐步成为了公众学习和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园地。

在内部机构改革方面，根据工作实际多次对内设部门进行调整，其中比较大的改制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撤销了业务部，重设保管部、陈列部，将保护与陈列职能分立，使部门设置朝专业化发展。另一次是1998年对行政、业务部门的并列改革，其中最核心的是“拆三组五”，即撤消保管部、陈列部和群工部，组建宫廷部、古器物部、古书画部、展览宣教部和资料信息中心，通过对行政、业务部门并列改革，确定了全院业务工作的新架构。

1987年，故宫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突出普遍价值得到全世界公认。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执行操作指南》等文件的要求，全面加强了遗产的保护修缮和基础档案的建设工作。从1988至1991年，完成了330余项古建筑修缮、保养工程，基本保证了故宫古建筑的结构安全和风貌完整。1992年开始的古建筑测绘制档工作，分5期完成数千张测绘图，形成了完整的古建筑实测档案，为故宫古建筑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与有效利用奠定了核心数据基石。1993年起开始加强防雷装置定期检测。

故宫博物院一直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始终将学术研究作为引领博物馆综合发展的核心力量。1978年，筹备恢复《故宫博物院院刊》（季刊），并成立了编委会，重建学术传播平台。1982至1983年，发起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并成立紫禁城出版社（今故宫出版社），奠定了行业协作和出版宣传之基础。1986至1987年，按业务、工程技术、财会、卫生等类别开展专业职称评定工作，获文博系统高级职称审批权，健全人才评价体系。20世纪8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开始扩大接收大学生入院工作，为故宫学术研究的进步奠定了人才基础。1995年，成立中国紫禁城学会，整合跨学科力量深化紫禁城、明清官式建筑和世界遗产保护研究。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地下文物库房、水、暖、电、消防管网、安防设备等博物馆基础设施也逐步得以完善。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分两期先后建成共2.1万平方米的地下文物库房，至2001年底，这里存藏文物97万余件。1998年10月启动了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工程，2001年开通官网国际版，博物馆信息化工作迅速发展，故宫博物院逐步走向现代化。

在展览方面，持续完善原状陈列、常设陈列、专题陈列体系，并动态优化展陈格局，先后对铭刻馆、文房四宝馆、清宫玩具展馆等进行了更新、改进和调整。1995年分别于乾清宫东庑、西庑设立“青铜馆”“陶瓷馆”，于保和殿西庑新设“绘画馆”。此外，还先后举办了“各省市自治区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文物展”“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全国重要考古新发现展览”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专题文物展览。1990年6月至1991年11月，与国家文物局在文华殿合作举办的“中国文物精华展”，更是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院参观此次展览。

（四）新世纪初的发展与实践

进入新世纪，故宫博物院迎来了快速发展。2003年，正式提出“故宫学”的学术理念，从“故宫学”的整体观着手，进行了院内机构优化、展览体系建设，完成了历时七年的文物清理，收回了端门、宝蕴楼以及御史衙门、大高玄殿等建筑的管理权。2007年故宫博物院获评为5A级景区，2008年，被评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在观众服务、展览展示、安全管理等各方面工作成绩突出，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2003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该工程以武英殿为试点，历时18年，分三期逐步推进，到2020年基本完成了故宫内外古建筑区域的环境整治和整体保护工作，是20世纪初以来规模最大、修缮建筑最多的故宫古建筑保护工程。故宫维修的实践与探索，为东亚地区木结构古建筑的保护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具体成果体现在《北京文件》。

随着古建整体修缮工作的推进，在大部分文物集中于地库保存后，为更好地“摸清家底”，2004至2010年开展了为期七年的第五次文物清理，又称“七年文物清理”。通过对全院藏品及所有库房宫殿的全面彻底清查和整理，完成94万余件/套在账文物的账、卡、物“三核对”工作，古籍文献、古建藏品等首次纳入文物管理序列，大量资料和“非文物”被提级管理，统计全院藏品为1807558件/套。在清查的同时，也持续开展文物定级工作，推动《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的编印工作。

古建修缮和展陈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故宫博物院展陈水平的全面提升。2004年后，相继开放了石鼓馆、珍宝馆与钟表馆，午门城楼改造成为现代化展厅，武英殿、延禧宫、咸福宫区域、太和门、保和殿西庑经修缮后开放。自2005年起，陆续推出“盛世文治——清宫典籍文化展”“天禄珍藏——清宫内府本三百年特展”“天朝衣冠——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服饰精品展”“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兰亭特展”以及“故宫藏历代书画展”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展览。同时，故宫博物院的安全开放、观众服务、宣传教育等工作也在不断取得新进步，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比如涵盖40多种语言的自动讲解器的开发，满足了不同类型的观众需求。故宫博物院志愿者团队的创建，至今为超过100万人次的公众提供了服务，使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步入新阶段。

故宫博物院也不断扩大与国际著名博物馆的交流合作，发挥其在文化交流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上的作用。本世纪初开始，故宫先后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英国国家博物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展藏资源共享、专业人才共育及学术平台共建。

香港、澳门回归后，故宫博物院以展览为纽带，持续加强交流与合作，深化文化共享共融。尤为瞩目的是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方面，2009年两岸故宫博物院院长实现历史性互访，达成“八项共识”，此后双方共同举办了多项展览和学术研讨会，彰显出同根同源的血脉关系。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交流合作，不仅推动了故宫博物院业务发展和学术交流，也扩大了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港澳台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故宫博物院由此踏上向世界级博物馆发展的新征程。

二  新时代的使命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故宫博物院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9年，故宫博物院系统总结提炼90多年发展经验，在切实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并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于11月正式提出“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四个故宫”建设体系。2020年，明确新时期办院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要求，真实完整地保护并负责任地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为支撑，将故宫博物院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

（一）平安故宫：筑牢文物安全的生命线

确保故宫古建、文物藏品和来院观众安全是首要任务，也是开展各项事业的基础。“平安故宫”的核心目标是通过管理和科技手段，真实完整地保护故宫的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2013年，“平安故宫”工程正式立项，工程内容包括故宫北院区建设、一期二期地库改造工程和三期地库工程、基础设施改造工程、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项目、故宫安全防范新系统、院藏文物防震项目、院藏文物抢救性科技修复保护七个子项目，通过参观限流、基础设施完善、重大项目研究、抢救性保护工程、周边环境治理、机构优化、机制创新等系列措施，切实推进故宫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整体性保护。

1. 系统性推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

集遗产地、博物馆和重要旅游目的地（5A景区）三位一体的特点，决定了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工作必须加强系统性、整体性建设。2012年以来，故宫博物院不断强调“跨部门协同”与“全链条整合”，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整合文物、考古、建筑、安防等多部门资源，建立风险评估、措施制定、执行反馈闭环流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与一致性，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以乾隆花园保护为例，建筑、材料、历史三个领域专家同步介入，从木构架力学稳定性、彩画颜料成分分析、历史修缮记录三个维度交叉验证方案，避免因学科割裂导致保护措施与历史真实性产生冲突。同时，构建“专业机构+社会共治”管理体系，将文物保护从封闭的学术领域延伸至社会参与网络，形成“全员预警、全程可控”的管理生态。这一体系化革新，标志着故宫保护从依赖技术修补的“点状应急”，转向以制度设计驱动全局风险防控的“面状治理”，为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存续提供了范式支撑。

2. 形成规划、实施与评估的循环机制

在2005年完成的《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2003－2020）》的基础上，2017年全面完成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13－2025）》并向社会公布。2024年，开始启动《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26－2040）》修编工作。故宫博物院各阶段的保护规划在完善文物价值认知的基础上，整体回溯上版规划的实施情况，评估保护现状和现存问题，结合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真实、完整、全面地保存并延续故宫的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为目标，分级分类进行文物保护管理对策、措施与任务的制定。在保护规划的框架下，先后编制了《故宫“十四五”发展规划》《故宫“十四五”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专项工作方案》，对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形成科学高效的“规划－实施－评估－规划”循环机制。

3. 推动落实预防性保护理念

2012年以来，故宫博物院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通过优化机构设置、完善制度与规范、研发关键技术、建立应急工作机制等举措防控风险，规范风险源与遗产本体的巡视检查，实施重大风险的专项监测与防控项目。逐步建构了以日常巡查、定期普查和专项监测为核心的风险评估体系和以日常保养维护、专项修复、管理措施改进为主体的风险应对体系。同时，通过科技手段与装备的系统性升级，逐步构建起覆盖监测、分析、保护的完整技术链条。应急指挥平台的建设则为实现异常数据自动触发预警、调取关联预案、协调处置资源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提供了保障。在院藏文物保护方面，着力建立文物微损/无损分析检测技术体系，根据院藏文物特点与工作需求，试制、改进了一批专用设备，在数字化技术应用方面，综合运用三维建模、虚拟修复、大数据等技术，为文物修复、环境监测等工作提供精确参考。

4. 建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

立足于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借助多年保护经验，故宫博物院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领域持续发力，致力于构建一套完善的文化遗产保护标准体系与配套工作机制。2021年，成立行业内首家标准化研究专门机构，开展文物保护标准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制度优先、人才驱动、项目支撑的模式。截至目前，已发布标准化相关管理办法2项，牵头发布行业标准8项，立项院级标准30余项，标准范围覆盖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数字化采集加工、展示利用等多个关键领域，形成了逻辑协调的标准矩阵。此外，还充分依托各类科研项目，深入开展了文化遗产数字化、古书画保护、古建筑木构件保护、文物劣化评估等多项专题标准体系研究，力求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标准，持续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未来，故宫博物院将秉持协商一致的原则，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创新与发展，同全球伙伴共商共建国际标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贡献中国力量。

5. 多学科协作保护院藏文物

经过多年努力，故宫博物院初步建成一支学科背景丰富、规模达百余人的院藏文物保护专业团队，保护修复工作室几乎覆盖所有文物类型，建成配置优良的保护、研究与标准化实验室，涵盖5项国家级与3项省级非遗项目，同时拥有包括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书画保护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学会（IIC）培训中心等在内的多个学术科研交流平台。

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复杂分析需求，已系统建立包括核技术、光谱技术、色谱技术相结合的无损和微损分析方法体系，联合研制了多项文物专用装备，并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一流学术成果与成功应用案例。相应地，建立了文物修复规范化流程、保护修复方案审核及验收制度、修复档案同步制度，极大地提升了保护修复工作的科学性和学术性。2012年以来，平均每年保护和修复文物300余件/套，最多时达600余件/套，许多大型保护修复项目成为业界典型案例。

6. 不断加强观众服务工作

不断完善观众服务措施，实行全面禁烟，系统性调整观众分流、预约、安检等举措。2009年以后，故宫博物院每年迎来上千万观众，2012年最高单日接待极值达18.2万人次，2019年全年参观人数突破1900万人次。

为确保观众安全，提升服务水平，2013年5月起，实行全院范围禁烟，并禁止火种入院。自2015年6月起，实行每日参观人数限流8万的政策，同时全面推行实名制购票，积极推进安防系统智能化研究及一体化改造工作，不断健全“人防+技防”安全工作机制，增强应急处突能力，保障观众的安全参观环境。2016年，完成安防新系统项目建设，2017年10月起，正式实施全网络售票制度。2023年，全面推动午门及端门区域观众动线优化和服务空间提升项目，实现上下午分时段预约参观，引导观众错峰来院。同年，集中整治违规商业拍摄，推进午门安检、检票空间改造，多措并举提升观众入院全流程安全服务水平。2023年应急指挥中心投入使用，初步建成以保卫、消防、公安、武警等安全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联动、科学高效”的“全链条”联勤联动处理机制。

（二）学术故宫：深入研究挖掘阐释故宫的文化内涵

学术故宫是支撑故宫博物院事业不断发展的核心，其目标是通过学术研究推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构建了以平台、项目、人才三位一体的故宫学术发展体系，推动学术人才走向世界，学术成果交流共享，焕发故宫学的时代生命力，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1. 搭建开放多元的学术平台

以构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国内协作网络为核心，故宫博物院通过联合科研平台、跨国培训项目及“一带一路”文化行动，推动全球文化遗产保护技术与标准共享，助力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提升。一是充分发挥书画保护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古陶瓷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等学术科研平台的引领作用，持续搭建和完善面向国内外不同层级的学术交流平台。二是依托中国－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国际同仁一起推进文物保护专用装备与高清数字化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研究。设立“三星堆工作站”和“新疆工作站”，将研究成果应用在丝绸之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中。三是牵头成功申请国际标准化组织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委员会（ISO/TC349）秘书处落户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同行一道制定本领域国际标准，深入支撑、拓展标准化国际合作，深度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标准领域的国际治理。四是牵头实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计划”，联合阿曼、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国家开展港口遗址考古发掘，为重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网络提供关键考古学材料支撑。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学术出版体系，进一步加强《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中国文物科学研究》三种期刊和《明清论丛》《故宫学辑刊》两种集刊的办刊质量，从历史学、博物馆学、考古学、艺术学等领域构建故宫博物院多层次学术传播平台。故宫出版社聚焦文物艺术、明清历史、宫廷文化、旅游科普、博物馆学等板块，通过“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中国考古文物通论”“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故宫经典”等丛书、史料汇编、善本再造等若干富于故宫特色的系列出版物，逐渐形成囊括各个文物门类，学术性、资料性、艺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兼备的出版体系。

“学术故宫”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与开放的国际国内协作，使故宫博物院成为研究阐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智慧中枢。随着故宫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故宫学术发展呈现出更为全面、开放、多元的新格局。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全球协作，将中国文物保护经验转化为国际共识。

2. 构建多层次的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体系

国家依托各级科研平台与跨学科协作机制，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研究及技术创新相关的多层次各类课题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破解核心命题，既深化了故宫学的理论内涵，又为文化遗产事业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2012－2024年，故宫博物院科研人员承担或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10多个，院级科研课题项目（含院级专项科研课题）300多个，发表各类论文5000余篇、专著和图录约760部（册），申请专利近40项，有力推动了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及相关技术的研发攻关，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2021年以来设立“开放课题”计划，以专项资金支持国（境）内科研机构围绕故宫文化遗产开展研究，广纳社会学术力量共同参与学术故宫建设，已经成功开展3批。这些课题项目多角度、多维度挖掘故宫及其藏品所蕴含的内涵与多元价值，推动了故宫文物研究、保护、传承与利用向更高水平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3. 建设专门的学术队伍

多维度、国际化学术研究平台的搭建，为故宫学术的深化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研究及文化传播工作纵深发展。2013年8月，故宫博物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正式获批，为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培养高层次人才。同年，还搭建了故宫研究院等学术交流平台。2024年8月，整合原来的故宫学研究所和研究室，成立了独立的学术研究实体故宫学研究院，下设12个研究所与1个研究中心。故宫学研究院将以故宫学研究为宗旨，以打造知名专家团队、建立咨询智库、搭建开放式平台、汇集海内外学术资讯为核心，助力学术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学术著作出版和对外交流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故宫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三）数字故宫：擘画科技赋能的未来图景

“数字故宫”是数字时代的重要创新，其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为建设智能高效、共享开放的数字化体系，故宫博物院在采集共享数字文物资源、开发利用前沿数字技术、创新拓展数字化传播等方面积极探索，通过高精度文物数字化、多维数字技术融合及智能平台建设，突破传统文物保护与展示的时空限制，实现文化遗产数字资源永久性记录、创新性转化与全球共享。经过多年不断努力，数字故宫建设取得了大量标志性成果，逐步形成了以数字基础建设为支撑、数字资源采集为核心、数据管理利用为中枢、数字文化传播为目标的数字化建设体系。

1. 扎实推进文化遗产数字化基础工作

数字时代，文物的保护、修复、研究、价值阐释和利用都离不开高精度的文物数据。故宫博物院始终将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的全面、系统的数据采集作为“数字故宫”建设的核心。自1998年开始，不断推进文物影像采集的数字化技术转型，提升采集的效率与精度。2019年起，每年以7-8万件/套的速度推进院藏可移动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目前，院藏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影像拍摄已完成53%，涉及文物超过100万件/套，累计完成超6万平方米古建筑、1700余件可移动文物的高精度三维模型，自2003年古建整体修缮工程以来持续采集高清视频资料。“数字故宫”现已构建起覆盖全类型文物的多维度数字资源生产体系，并以自主标准先行，再行申报行标、国标乃至国际标准的模式，推动文物数字化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2.积极探索前沿数字技术的应用实践

以2003年成立的故宫文化资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为依托，故宫博物院持续培育创新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和人才利用，不断探索先进数字技术与博物馆业务需求的切实融合。2016年以来，先后与多家科技企业密切交流、深度协作，研发出故宫慈宁宫花园东侧考古遗址XR项目，裸眼3D“‘纹’以载道——沉浸式数字体验展”“应用于人工智能搜索的可移动文物‘概念参考模型’”等数字化保护与展览展示项目，为文博领域提供高标准、高质量的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利用的新技术、新方法。

3. 加快建设社会共享数字化平台

通过构建多层次数字化平台，打通文物数据采集、管理、应用与传播全链路，建成覆盖学术研究、公众服务与国际协作的基础设施，系统性释放文化遗产数字资源价值。2017年，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www.dpm.org.cn）全面改版升级。2019年，在官方网站推出“数字文物库”“故宫名画记”“全景故宫”“数字多宝阁”等多个高质量数字资源服务平台。截至目前，“数字文物库”已向社会发布超过10万件/套文物的数字资源。以建设数字化公众共享平台为切入点，形成数据的高效率采集、智能化管理、多层级应用的价值转化闭环，不断提升文化遗产资源的可及性与互动性。

4. 全面构建面向未来的智慧博物馆

2022年10月，故宫博物院牵头立项了“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数字孪生关键技术研究与服务示范”项目。2023年建成“故宫·腾讯联合创新实验室”，实验室集成物联网管理、虚拟演播、云音视频创作等数字信息技术，为故宫文物数字化采集及利用提供一站式智能化管理服务，并研发“数字孪生”智慧管理平台，打造了数实融合的“文博样板间”。“数字孪生”项目全面构建覆盖监测、预警、决策、执行全流程的智慧化管理体系，实现文物预防性保护、观众服务优化与运营效率提升的协同发展。

（四）活力故宫：鸣奏古今交响的华彩乐章

“活力故宫”是“四个故宫”建设的根本目标，其核心是将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服务相结合，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展览创新、教育实践、文化产品开发、数字化传播与人才培养及海外合作等，构建文化遗产的活化路径。

1. 展览内容与形式不断创新

2012年以来，故宫博物院以学术性、互动性、国际化为导向，通过主题策划、技术融合与跨域协作，构建多层次展览创新体系，推动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全球共享。在此基础上，持续以高品质展览服务观众，打造了一系列深受大众喜爱的现象级展览。无论是“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敦行故远——故宫敦煌特展”“何以中国”等国内主题展览，还是“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等跨国协作大展，都让观众在品鉴历代艺术瑰宝的同时，也沉浸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融共生，重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球视野。其中，“石渠宝笈——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更是以深刻的文化价值激发出公众观展的热情，引发“故宫跑”，引领“文博热”，成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时代注脚。此外，为突破传统实体展览局限，加强观众参与度和体验感，还举办了“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体验展”“《清明上河图3.0》高科技互动艺术展”“‘纹’以载道——沉浸式数字体验展”等一系列高质量的数字展览，让更多观众通过数字技术贴近文物，走近历史。

2. 社会教育服务硕果累累

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通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受众广泛的博物馆教育活动，探索阐释传播的新路径，构建覆盖全年龄段、线上线下联动的社会教育服务体系，通过研学课程与实践，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转化为公众可参与的社会行动。“故宫知识课堂”“故宫讲坛”成为公众认识故宫文物、解读故宫展览的重要科普阵地，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配合展览、学术成果转化、院重点项目开展的各类教育宣传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如配合“故宫零废弃”项目开展的各类公众宣传教育活动，带动近1.6亿人次加入到共建行动中。成体系的故宫主题课程已覆盖12个学龄段，并推出多个系列的线上教育资源供青少年学习下载。推出官网手语讲解服务、成立无障碍服务队，不断拓展博物馆的可及性及包容性。2018年至今，共出版了《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我要去故宫》《藏品有话说》等9套教育图书，扩大了故宫教育工作的影响力。2020年起通过直播、短视频、音视频课程、科普图文等形式开展线上教育，受众广泛，社会效益显著。尤其“抖来云逛馆”科普短视频项目，2022至2024年共推出300集，总播放量超1.4亿。

故宫教育项目自2016年起跨越亚、欧、美等大洲，已在19个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开展活动。2023年，和京东方科技集团携手发起“百堂故宫传统文化公益课”，为偏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送去百场主题丰富的故宫传统文化课程。

3. 文化产品开发让文物活起来

故宫博物院坚持守正创新，规范品牌授权、社会合作，不断拓宽创意边界，挖掘文物的多元文化价值，推出各类新颖的文创产品，更好地满足公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2012年后，文创产品不断提质增量。2019年以来，成立了文创产品审查小组和品牌授权合作项目审查小组，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断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目前，年均研发文创产品超过1200种，在售文创产品超3000种。同时，通过在院内布局文化创意馆、冰窖服务区、神武门服务区、主题文创空间等，满足众多线下观众的需求。此外，还入驻多个线上销售平台，为观众提供多元购买渠道。同时积极参加国内外相关展会，不断完善文创产品的市场布局。注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截至2024年底已累计注册商标400余件，覆盖45个商标类别，“宫”商标已在文化产业领域获得较高知名度。

故宫博物院还积极与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博物馆+”行动，先后出品并参与制作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紫禁城》、文博综艺《上新了·故宫》《国家宝藏》、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音乐文化项目《故宫之声》、儿童音乐剧《甪端》《猫神在故宫》等，既实现了文物资源从学术研究向大众消费的转化，又以跨界创新构建起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链接，为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4. 文化传播矩阵建设成效显著

通过新媒体平台运营、内容生产模式创新与线上线下联动机制，故宫博物院实现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精准触达与深度传播。不断深化与传统纸媒、广播电视机构合作方式，搭建以微博、微信和抖音账号为核心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加上各部门、各研究所、各期刊的垂直专业领域账号，实现了全方位多角度故宫文化个性化文化传播服务，矩阵总粉丝数量超过3000万，内容访问量数亿次。

通过推出短视频，线上音、视频课程，及大型主题直播等，实现线上观看超上亿人次，让更广泛的人民群众享有更充实、更丰富、更高质的故宫文化产品。

“故宫博物院”官方小程序集成“每日故宫”“紫禁城365”“故宫展览”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故宫出品”App功能，总用户数量近5000万。小程序和App以数字文创形态，持续不断把故宫建筑、藏品和展览信息及时送出，让观众在美的享受中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

5. 人才队伍梯队培养初见成效

通过系统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机制，构建了多层次专业队伍，为文化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核心人才保障，有效地激发了人才队伍活力。通过制定《故宫博物院人才发展规划 （2023年－2033年） 》，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培养一批既有深厚文化学养又有开拓创新思维和宏观视野的学术科研人才。大力推进“英才计划”“文华学者计划”“紫荆计划”“古梅计划”等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发挥各领域专家特长，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青年业务人才，实现老、中、青学术骨干的传承与接力。2021年，开始实行“英才计划”人才工程，聚焦青年骨干培养，遴选院内40岁以下青年学者，由资深研究员带教，有效地促进了学术积累在资深学者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传承，切实加强学术带头人和科研人才后备力量建设。2022年推出的“太和学者计划”，面向国（境）外招收访问学者，同时选派学者赴国（境）外访学，实现双向学术交流，成为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方式。

6. 海外合作不断扩大影响力

港澳文化交流工作成果突出。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合作建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合作建设的“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分别于2022年、2024年落成，成为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展示和交流平台。

 自2012年起，故宫博物院已连续十余年举办“驻华使节进故宫”系列活动。太和论坛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六届，多国专家学者应邀参会，交流文化遗产保护经验，进行不同文明的对话。在与世界各国文博机构积极开展展览、考古、学术研究等各类合作项目时，故宫博物院拓展了对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在促进业务合作和人才交流的同时，扩大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2013年、2015年，故宫博物院分别建立了国际博物馆协会培训中心（ICOM-ITC）和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学会培训中心（IIC-ITCC）。两个培训中心成为国际博物馆界人才培养和交流的重要平台。十余年来，这两个平台为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博单位培训了数百名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三  愿景：面向第二个百年的战略坐标

百年来，故宫博物院作为重要文化机构，始终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为传承中华文明，也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砥砺前行，接续奋斗。

鉴往知来，砺行致远。当前，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发展得到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与支持，也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建成国际一流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引领者、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尚存在一些机制性障碍，立足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具有故宫特色的学术科研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公共服务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兼顾遗产地、博物馆、5A级旅游景区三位一体属性的价值传播体系仍不够健全，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和结构性问题，国际传播效能仍有待提升。

在面向第二个百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自觉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统筹好保护、研究、传承与有效利用之间的关系，以务实性改革举措不断优化、完善故宫博物院内部管理机制，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利用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手段，保护好、传承好故宫这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

一是系统推进故宫文化遗产的真实完整保护。真实完整地保护好故宫这份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是故宫博物院百年来的立院之本。我们要加快完成《故宫保护总体规划（2026－2040）》修编，构建科学、高效并可供推广的文博机构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故宫博物院的科学管理水平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同时，加强各科研平台建设，加大科技投入与多学科协同支持，以标准化建设为牵引，系统推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和标准体系构建，加强并规范故宫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扩大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完善并拓展系统性保护理念与实践，持续推进文物定级和编目工作，加快三期地库和北院区建设，整体改善现有藏品保管条件，建立符合故宫博物院实际的、更加科学规范的藏品管理体系。

二是深入挖掘阐释故宫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深入挖掘故宫及其藏品的多元价值，并赋予其新的时代价值，是守护中华文脉、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时代要求。在构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真实、立体、全面地讲述中国故事中，应有故宫博物院的自觉担当。故宫从皇家禁苑到人民的博物馆，其转型本身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追求民族复兴伟大征程的缩影。我们要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学术科研体制机制，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等，在“故宫学”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鼓励专家学者与社会各界广泛开展以院藏文物、古建筑群、明清宫廷史等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深入挖掘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深刻阐释其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价值，着力构建文化阐释体系，为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三是探索文化和数智科技融合发展的有效机制。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文化和科技融合浪潮席卷全球，在文化领域不断催生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我们要坚定走好数字科技赋能文化发展之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支持下，推动“硬件”和“软件”全面升级，加快“数字故宫”2025至2035年顶层规划方案设计和故宫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高质量推进院藏文物影像采集、古籍保护与活化和数字图书馆建设。利用“故宫·腾讯联合创新实验室”推进行业交流和技术示范应用，实现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创新性整合与开发。加快推动观众服务智慧化进程，推动故宫博物院北院区数字展厅和数字沉浸式展览建设，着力打造现代化的智慧博物馆。

四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发展，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传承弘扬故宫承载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将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在守护好紫禁城、保护好珍贵文物的基础上，以更具特色的展览展示、更高水平的传播推广、更优质便捷的开放服务，让人民获得更充实、更丰富、更高质的精神文化滋养。加快完善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活力的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出更多样化、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同时，鼓励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健全符合文化领域特点、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让“故宫人”的活力持续迸发。

五是建设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会客厅。作为国家重要的文化地标，故宫博物院肩负着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使命。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服务设备，加强多语种讲解等，积极开拓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方式，一方面通过驻外机构、媒体等协助宣传、扩大影响，吸引更多海外游客走进故宫博物院，亲身体验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尝试探索将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成熟的IP体系进行授权，在海外广泛传播。注重加强与相关国家（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文物文化交流，举办基于学术研究并利于跨文化传播的主题展览，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同时，依托“太和论坛”“太和学者计划”等项目，支持国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常态化双向交流，推动更多院内专家与研究成果走出国门，吸引更多境外学者基于故宫开展相关领域课题研究，从更多角度讲好中华文化故事。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面对时代之变、人民之需、发展之势，故宫博物院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自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以守正创新的姿态持续深化“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建设，全面提升故宫文物保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水平，着力构建兼具历史深度与时代张力的价值阐释弘扬体系，在守护中不断续写故宫博物院文化传承与实践创新的新篇章。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