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封

艾希曼出身于中产家庭，曾在石油公司工作，积极上进，“受够了匿名徘徊于不同世界”。被石油公司解雇之后，他加入党卫军，在保安部谋得了一个职位。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犹太人的转移工作，而他的“努力上进”，使他将这份工作做得游刃有余。他在上司的指导下认真读过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之作，这使他看上去成了一个犹太问题专家，善于与犹太人进行“沟通”。

1930年代，犹太人面临的是“强制转移”，作为具体的操作者，艾希曼显示出了他的“才能”。由于“强制转移”需要的环节众多，他经过观察，将其变得更为“高效”，曾经受他邀请参观过办事场所的人，惊讶于他的设想，“这就像是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通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

集中营

在强制转移了成千上万犹太人之后，艾希曼认为自己是“十分高兴地、愉快地为达成这一解决方案与各方合作，因为这个方案也是犹太人民自己所赞成的，我认为这是最适当的解决方案”。

汉娜阿伦特眼里的艾希曼仿佛不会“换位思考”，在艾希曼看来，犹太人非常想要“转移”，而自己正好帮助了他们。他令人吃惊之处不仅于此，在耶路撒冷漫长的9个月审判里，人们时常发现他的语言几乎全由官方语言体系组成，这些官方词汇源源不断地从他嘴里出来，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哪句话才是真的。

“努力工作”的艾希曼在1937年到1941年间，得到4次晋升，14个月内，他从党卫军少尉升成上尉，又过了一年半，他升到党卫军中校军衔，不久就受命参与“最终解决”，只不过此时他的部门已经没有了晋升空间，此事令他难过。

艾希曼参加了于1942年1月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万湖会议，他是会议的记录者。正是这个会议让德国各部门讨论如何通力配合来实现所谓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据说不到一个半小时，讨论就结束，而后共进午餐，就像一个“舒适的小型社交聚会”。会后，艾希曼的工作重点从“强制移民”变成“强制撤离”，具体做法就是，找出犹太人，做好标记，根据不同解决中心的容量调配车辆，当满载犹太人的车辆到达一个中心，身强力壮的人去操作各种灭绝设备，剩下的人被立刻处决。

用艾希曼自己的话说，他“从来没杀过任何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下令杀过一个人，事情就那样发生了，而我什么都没有做过”，在开始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之后，看似他没有亲手杀死一个人，但无数人却在他手下有效率地筛选、分配、移送到集中营，并在那里惨遭集体杀害。

“不想做恶人”的艾希曼

正如艾希曼一样，当时的德国人，仿佛都在热忱地从事反犹事业，他说，他看不到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他甚至还发现，犹太人的合作，对他的事业帮助特别大。

犹太人无论在哪里，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作者说，“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以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450到600万之间”。

“犹太官员被委托拟定人员及其财产名单，从被遣送者手中收取钱财用作其乘车费和灭绝费，监督清空公寓，提供警力协助抓捕犹太人，再把他们带到火车上，直到最后，把犹太社团的财产有序上交充公”。

纳粹在欧洲，引起的是全面道德崩溃。

艾希曼思考的事，始终是怎样将工作做好，他的沮丧不是来自生命被残酷褫夺，而是来自自己的工作很难再有晋升之道，如果他曾“良心不安”，那是发生在他觉得自己没有执行好命令的时候。在德国正式战败那天，“我感觉我将不得不过上没有领导、异常艰辛的个人生活，我将得不到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指示，再不会有任务和命令指派给我，也没有可资参考的规章制度了——总之，一句话，一种前所未闻的生活横在我面前”。

……

阿伦特说，艾希曼甚至长相上都很平庸，一点没有“恶人”的模样，他的心理也不变态，他只是一个想把工作做好的正常人，然而这种正常，才是可怕的原因。因为他根本不进行任何思考，“这种远离现实的做法、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而当时的德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

这是一本绝不轻松的书，庭审结束后一年，书就结集出版了，最初出版的时候也曾引起轩然大波。当然，作者并非没有不当之处，有一些地方也显现出作者的个人情绪与疏漏，甚至书里行文之间的嘲讽与晦涩，读着也并不舒服，但是最重要的是，作者通过极为丰富的资料，认真讨论了“平庸的恶到底有多恶”这一概念。今天的我们已经熟知这个说法，再看此书的时候，会了解其产生、由来，了解几十年前，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进行这番思考的价值。

（看看新闻Knews作者：何婕 编辑：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