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学者已经在讨论，包括美国的大牌教授说全球是不是进入一个大萧条，或者说大萧条的阴影，大萧条是不是在向我们走来。从总体上来看，全球范围内产能过剩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讲到产能过剩，其实我最近看到两张图非常有意思，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全球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这两张图都是美林投行提供的，一张图讲的是全球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相对价格。实物资产是分子，金融资产是分母，它说从上世纪到现在，实物资产的价格从来都没有赶上金融资产，上世纪20年代是恶性通胀的年代，接近等于1。在60年代的时候，这个比例下降到0.23，我们2015年下降到哪里呢？我看了那张图，大概也就是在0.15和0.16这样的水平。也就是说，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相比较，已经是一战以来的最低点。这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实物资产，这里面包括大宗商品，包括房地产，这些资产价格都非常低迷。我们可以说实体经济越来越不景气，或者说实体经济回报率越来越低，所以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真正大的趋势。

我又看到第二张图，某种意义上可以解释前面这张曲线图。第二张图讲的是美国财富的分配。这个财富分配最低的时候，从底下往上90%的人拥有的财富所占的比重最低的时候是16%，这个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萧条。然后开始上升了，最高的时候是1985年，90%的居民拥有的财富达到36%，达到最高顶。现在又下降了，下降到23%。另外，千分之一的最高端的人口，它在财富当中占比最低的时候是7%，这个是70年代。然后现在是上升到22%，也就是说，在美国千分之一的人口财富跟90%人的财富拥有差不多的水平，一个是23，一个是21。我想说的是，一种财富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了实体经济不景气。因为少数人有钱，他是没有消费欲望的，而大部分老百姓他的财富很低，或者收入很低，甚至就业也很困难，他就不可能有很多的商品的需求，这就导致实体经济相对低迷。这是我的一个解释，全球产能过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跟全球财富两极分化是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问题，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我们怎么来理解需求侧和供给侧，一般来讲产能过剩，我们原来的理解凯恩斯主义刺激需求，我们今天为什么又强调供给侧改革。实际上凯恩斯的理论实际上很清晰的，我们现在把很多罪按在凯恩斯身上是不对的。我们知道地方投资已经严重过剩了，土地城市化已经过剩，低效率也是非常明显的，凯恩斯讲的，通过政府的投资，政府的支出拉动需求，这一点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视频】“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对话论坛”潘英丽：结构性改革解决产能过剩 财富两极分化

讲到需求侧，人们既希望需求侧的政策来帮助大家摆脱经济的低迷，其实皆大欢喜就是印钞票，印钞票短期内，就相当于麻醉剂，短期内可以缓解痛苦。这里边货币政策，我们知道全球范围内现在都是量化宽松，负利率都出来。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金融资产的价格飙升，然后实物资产这个相当于15%—16%了，很重要的原因货币宽松使得人们更多去追求，人们是在金融资产的泡沫当中享受繁荣，享受金融资产泡沫的繁荣。从这个角度来讲，货币政策的宽松确实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其实在中国，我们最近做了一张图，也很说明问题。叫增量资本产出率，就讲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增加一块钱GDP，我们需要增加多少投资。这个在危机前一块钱GDP的增长大概2.5毛投资就够了，到了2014年，用资本形成来测算1块钱，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来计算，2015年要17块钱。说明什么呢？说明货币投放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基本上已经没有效率，它的边际效应几乎等于零了，除了带来资产泡沫以外，几乎很难拉动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强调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的背景。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讲需求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漏了一个，财政政策里边很重要的就是税制的改革，当然税制改革你也可以看成是供给侧的，因为原来美国供给学派讲的就是减税。我们今天同样面临一个减税和税收结构的调整。包括上海，我们去年税收增长30%多，GDP增长6.7%，这两种背离情况说明税制改革这方面有巨大的空间。

我后面说一下，怎么推进供给侧。供给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之前产业来看，严重过剩是重化工业，重化工业跟老百姓吃喝拉撒没有太大关系，这有是中国很重要的背景，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我们为什么要推一带一路，这个可能是跟我们消化这些重化工业的过剩产能是有关系的。当然这一块这么硬，要收缩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希望走出去。

第二块，我们轻资产行业要有快速发展。我们个人理解，我们轻资产行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基础性的制度不健全。比如说，为什么重资产这么重，轻资产行业这么轻，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金融是依靠银行，而银行要抵押贷款，所以它一定是给央企，给给有企业，给重资产行业提供贷款。最近总理还在说，小微企业贷款很难，还在批评银行，其实光批评银行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信用的问题，实际上我觉得轻资产这一块的发展，我们有几个瓶颈。一个瓶颈，原来有很多行业不允许市场准入，有些问题产业意识形态的约束，现在慢慢放开，这个涉及到市场准入的放开。

第二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太多关注，轻资产行业很多大健康，大文化这些行业，我这里讲大健康，包括医患矛盾，其实背后是游戏规则不健全，这是行业权力和义务怎么界定，特别是责任怎么界定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在这种情况，民营资本介入了以后，它也会吓得逃出去，一旦碰到这些问题，一方面我们讲莆田系，有一些欺诈的行为，另外碰到问题，界定不轻，民营资本立马逃走。这方面关于诚信，关于怎么来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私有产权，怎么来惩治侵犯产权的这种违法的，或者这些方面维权的这些行为，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一些必须品了，已经成为必需品了。假如说没有这个深层次制度变革，恐怕我们在其他方面优惠政策等等都比较困难。

（编辑：阴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