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面积约284万平方米，距今约5900-4200年。2015年以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累计完成发掘面积69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

2023年，考古队会同航测、水利学、环境考古领域的专家，对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综合分析。经过系统勘探和多地点解剖，新发现多组水利系统。其中，对熊家岭、郑畈两处水利系统开展了详细的考古工作。

熊家岭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东北部，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构成要素，是目前已知的构成要素最为完备的史前水利系统。水坝坐落于青木垱河东-西向支流的河道上，土筑而成。解剖性发掘表明：熊家岭水坝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坝的宽度为10.2米，高度为2.6米；晚期坝的宽度为26.6米，高度为3.3米；晚期坝在早期坝的基础上加高加宽扩建而成。在早期坝的使用过程中，坝体迎水面上沉积出淤沙层，其上有包含细小烧土颗粒与炭化杂草种子的灰烬层，晚期坝叠压着灰烬层，表明淤沙层上曾遍布荒草，先民在烧荒后扩建水坝，当发生在秋冬季的枯水期，符合“农闲时节、兴修水利”的行为逻辑。依据出土遗物的特征，结合系统的测年数据可知，晚期坝的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距今约4900-4800年。早期坝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岭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为距今约5100-4900年，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水利设施之一。

郑畈水利系统位于遗址的西南角，已确认水坝、蓄水区和溢洪道。水坝亦属土坝，为连接南北两端山体而营建的人工设施，因遭近现代取土破坏，现存坝顶高约2.3米、宽约5.2米，坝底宽约10米，长约580米。解剖性发掘表明，坝体堆积仅一期，其建造工艺、构筑方式、堆积特征与熊家岭水坝早期坝高度一致，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为距今约5000-4900年。

2020年至2023年的考古工作，确认屈家岭南部台地存在以F38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揭露一座面积约510平方米的屈家岭文化大型建筑F38。平面呈东北至西南向“曲尺”状，自北向南分为四间，南端向西折出一间，依据建筑形制及特征，推测其为一处公共礼制性建筑。主体面积约340平方米，外围设施（或为廊道）现存面积约170平方米，依使用面积计算，I室至V室分别约为79、27、27、79和50平方米。发现有黄土台基和数量众多、体量巨大、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已发现“磉墩”的最早形态，为中国古代土木建筑技术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依据，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大型建筑F15和F18、仓储类建筑F17和红烧土广场，皆位于F38的北部，它们与F38都处于同一地层单位，年代均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共同构成了屈家岭文化高等级建筑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级建筑区的营造和熊家岭晚期坝的扩建，同时发生于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说明这一时期社会进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考古队高度重视多学科综合研究工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深度合作，在植物考古、考古年代学、残留物分析和土壤微形态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屈家岭遗址各史前文化时期是以水稻种植为主，兼以粟作为辅的农业经济模式。史前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即已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残留物分析表明，遗址出土的陶杯与壶形器和先民的饮酒行为具有直接关联。土壤微形态的研究证明，熊家岭水坝的营建并非简单的取土后堆筑，而是对不同性状的土料进行了搅拌和混合调配。

屈家岭遗址历经油子岭、屈家岭和石家河等史前时期，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新近发现的水利系统，集抗旱与调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再现了江汉平原早期治水文明的壮美图景，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大型中心聚落、高等级建筑和水利工程设施的集中出现，年代明确，结构清晰，工艺高超，多角度、多维度地展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关键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