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只角”和“下只角”，应该是上海人独创的词汇。上海有这样的地名用语习惯，把河岸内凹的地方叫做“湾”，而外凸的地方，就叫做“嘴”。今天的江湾、陆家嘴，就是以此得名的。如果“嘴”的地域较小，形状更尖，那里就会被叫做“角”。

“角”，在上海话中念“goo”（弱声）。以前，苏州河两岸就有如苏家角、吴家角、叉袋角之类的地名，如今大多已成为了“历史地名”。

不过，上海人会以“角”表示方位、方向。如指示地点方向时会讲“伊住勒徐家汇一只角”，这个“角”不是“角落”、“拐角”，而是“徐家汇那个地方”。

上海滩哪里是“上只角”？哪里又是“下只角”？其实是讲不清的。

如果在开埠之初，估计除了老城厢，城墙以外的地方都是“乡下头”，全是“下只角”；而更多老上海理解中的“上只角”，是指租借地区，比如静安、黄浦、卢湾等，而“下只角”呢，自然是当年“滚地龙”和“棚户区”密集的闸北、普陀等地了。

到了我们这些70后，耳闻目睹“上只角”之时，其本意已经与过去有了差异，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下只角”了。

如果按“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来观照我们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其中有“上”、“下”两只角泾渭分明的地方，也有一种是“你中有我”，即在“上只角”里包囊了若干的“下只角”，对此，也是有个说法的，叫做“都市里的村庄”。

金宇澄在《繁花》第一章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当年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中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有祖父独幢洋房一角......东南风一劲，黄浦江的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字里行间描述的，就是典型的“上只角”。

而说起下只角，鲁迅先生的生花妙笔，倒是形容得最贴切：“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地在飞，孩子成队地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哄哄的小世界。”

可见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造几幢漂亮房子，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习惯的不同。

浦东这几年发展那么快，但要是和上海人讲起来，估计没多少人会认为“浦东是上只角”；而那些个住在陕西南路、茂名路弄堂里的人，哪怕是天天倒痰盂，直到今天，在说到“下只角”时，脸上总会难掩“优越感”。

当年，如果一个住在淮海路的小姑娘，跟住在闸北区的男小孩谈恋爱，她的父母恐怕会急得睡不着觉；而那些住在棚户区的小姑娘，天天盼着能够有朝一日嫁到“上只角”去——上世纪90年代初，根据程乃珊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穷街》，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老上海在社交中会有一个习惯，会不经意问人家：“府上住啥场化？”，如果说淮海路、南昌路、陕西南路，对方就会很谦恭；如果回答“三湾两弄”，对方就会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老上海还有一个区别“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方法，那就是语言。

“下只角”流行什么语言？沪语腔的苏北话。解放前，“下只角”地区，集中了上海的各种制造业就业人口，多数是来自于苏鲁皖地区，遇灾逃荒来沪的农民；那么“上只角”呢？流行老派上海话和宁波话。

什么叫“老派上海话”？还记得《花样年华》和《阿飞正传》里，潘迪华扮演的角色么，她那一口就是“老派上海话”，相当精彩，老上海听了都会莫名地感慨万千的。

很多1949年前去香港定居的上海人至今保留着这口上海话——不是抬高上海人，看看当年的香港电影就会发现，说上海话的角色往往都是做生意的，而说山东话的，通常是卖拳头的——成龙就是最好的例子。

“上只角”还说宁波话。因为，宁波人来沪的职业选择主要是“学生意”——去宁波人开的银行、钱庄、店铺去做学徒，然后再“自立门户”。上海的宁波人至少超过200万，宁波话甚至“严重”影响了沪语。

上面说的这些，就是上海人意识里的“经纬度”：侬是“滚地龙”枪势，还是“小洋房”派头，不同地区的文化，造成的观念、教育、价值取向、职业选择的差异，也就是“上只角”与“下只角”的真正区别所在。

想想也是，虹口区好不容易搞出了一条四川北路购物街，虽然已经是上海第三条著名的购物街，但是，还是人称“平民购物街”；当年，乍浦路美食街就算先声夺人，显赫一时，最终还是不得不让位于黄河路美食街；有一阵某个开发商在推介自己楼盘时打出，“真如，上海新的上只角”的广告，想想，也只好用“呵呵”来回应这个“不懂上海”的开放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