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凯里规范操办酒席行为实施办法(试行)》中，具体规定如下——

除结婚酒、丧葬酒外的其它一切酒席一律视为违规酒席；结婚酒席操办须是本人或其子女或本人有法定抚养权的人员初婚，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外，另一方不得操办；

丧葬酒席操办须是本人的配偶、父母、岳父母（由本人赡养的岳父母）、子女或由本人多年直接负责赡养的鳏寡孤独亲人的丧事；

严禁一事多办、一事多地办，或化整为零、分散办酒，同一酒席只设一个礼金登记薄，离异父母为子女操办酒席的只能由一方在一地承办；

操办婚嫁酒席时，非酒席操办当事人，一律不准以电话、信息、传话通知等方式邀请他人吃酒，违规视同违规操办酒席。

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嫁酒：须由办酒家庭中职务最高的党员干部申报，事前填写《凯里市干部职工操办婚嫁酒申报表》，报纪委备案；

群众操办婚嫁酒：须填写《凯里市村（居、社区）群众操办婚嫁酒申报表》，报镇（街道）社会事务办备案。

反腐“新规”发力过猛？

这一条条规定可谓“细致入微”，把能想到能出现的状况统统“一网打尽”。不过，面对这样一份用心良苦的红头文件，评论员沈彬颇不以为然。先不说其用力过猛，“复婚、再婚不得操办酒席”这样的规定，恐怕也逃不过歧视的指责。连法律都保护公民的复婚、再婚自由，可在凯里这则办法前，复婚、再婚者怎就低人一等了呢？

沈彬：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反对，因为它定的方向不对，政府定的规矩有问题。就是无论青红皂白，再婚的就不可以，复婚的就不可以。之前也曾经发生过。比如说云南一些地区说，只允许过整岁的，十岁的生日，而且说只能过80、70的，90的可以过，你想过一下79，能不能熬到哪一天？

不过，在媒体人杨江看来，感情归感情，实际归实际。这条规定，大家乍一看的时候确实难以接受，但是大操大办之风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已经成为民众一笔不小的开支。更有甚者，老百姓杀头猪要办个酒，或者说猪了生了小猪也要办酒。地方的社情不一样。有的时候，管理就必须要用一些非常手段，必须细化。

国人的“人情债”有多高？

就在最近，社科院联合腾讯理财通、腾讯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发布了国内首份《国人工资报告》。报告显示，除了吃、穿、用、学、住、行的开销之外，中国为人情可谓“一掷千金”。人情往来、请客送礼花销已经占工资总额的14.65%，比娱乐运动、医疗保健、赡养老人和创业的花费占比还要高。

基于此，杨江的结论是，这样的“新规”来得恰逢其时。

杨江：我说的更加极端一点，在八项规定出来的时候，一开始也会一些党员干部觉得浑身不适应。后来实际上经过这几年下来发现，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现在也作为一个干部，我觉得真得鼓掌，他是真正对的。当然这其中是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在沈彬看来，尽管杨江的政治十分正确，但对象搞错了人。其后果就是——

“新政”可能变“恶政”

沈彬：八项规定原本是约束权力的，是约束党员的，党纪当然要求比国法严格，当然要求对党员干部有更大的约束，为什么呢？因为防止党员手中有权力，手中有权力就要管起来。那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他突然之间把这个问题放到移风易俗同等位置上。八项规定和移风易俗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

更可怕的是，红头文件背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比如，去年年底的时候，云南永善县，一个80岁老翁，突然一帮人跑过来，儿孙满堂的给他办了一个80岁寿筵，忽然一群领导过来说必须要停掉，把人都带走。你说80岁，好不容易活到80岁，下一个90岁不一定看的到了。

杨江：所以我才说初衷是好的，但是方法未必合适，方向是对的，要微调。我们在吐槽的时候要给予它一定调整空间。毕竟也没有说立个什么大法，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东西而伤害了很多老百姓，说把老百姓抓起来了，我们今天就不是讨论了，而是讨伐了。

好吧，对此我深深地同意。

沈彬：你说需要移风易俗总要有人迈出这一步，但是迈出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糟糕。如果说这一次他搞成功了，他下一次可能会出另外一种妖蛾子。

那么移风易俗的“正确打开方式”究竟如何？

操办酒席中存在的种种不良习气，虽不能说是积重难返，但也绝非一日之寒。在杨江看来，地方政府出台“新规”想来也绝不是，只图一时之快的折腾。其实公共管理水平是有提升空间的，在水平没有到的时候，制定的政策可能会出现瑕疵。另外，民众对于公共政策的理解程度因为文明程度不一样，也可能理解程度不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吐槽过度，我们也应该适当理解。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杨江：我们可以从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加上党纪或其他手段通过能够约束的人群，比如说通过公务员系统人员先行试点，先在很多政策上试水，先从可以试水的一部分人开始。慢慢带动，而不是说初衷是好的，突然一下就一刀切。法是永远的尺度。

（编辑：严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