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经济问题是核心命题之一，故我们称之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个治理体系是二战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通过若干国际组织、跨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通过订立相应的“硬道理”与“软规则”，指引、引导和约束政府和企业行为。这些国际组织和跨政府组织包括联合国及旗下相关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西方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APEC、WTO、10+1、10+3、东亚自由贸易区、20国集团（G20）、TPP、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迅速发展起来。在林林总总的国际组织和跨政府组织中，有的就是经济性国际组织，有的直接或者间接地与世界经济相关。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最初的经济议题相对抽象，可归类为“南北问题”（贫富问题）和“东西问题”（体制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和纵深发展，一些传统上由政府主导的权力开始向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和跨国公司转移、让渡和扩散，全球经济议题越来越专门化、多元化、区域化。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中国这一开放经济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国在加入“世贸”之前，美国对所谓的“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采取一年一审的做法，西方各国亦唯美国马首是瞻，导致中国的贸易与投资框架极不稳定，海外资本既不敢在中国进行重大投资，也无法与中国企业签订长期的贸易协定，2001年中国“入世”后情况才有了很大改进。不仅如此，作为最活跃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开放经济体、中国元素和中国思维方式（Chinese Way）对这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正在产生或者已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人民币成为SDR货币。

　　2、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变迁

　　解释和解读中国近40年开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变迁是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这种解释和解读不能仅作“纯文本”分析，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国际秩序，更不能仅做“特殊性”分析而回避“普适性”。

　　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是编外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认识也较为“冷淡”。例如，跨国公司是全球经济体系中最活跃的主体之一，但当时中国对它的基本态度，是认为跨国公司通过采用不公平贸易来掠夺全球资源，因此应该对跨国公司有所限制。事实上，跨国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被认为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催化剂、同盟军”。

　　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以来，中国开始有选择、有条件地接受既有的国际规制和秩序，行为和态度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接受者兼学习者。当时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当遇到麻烦问题和挑战时，常会把西方的理解和解决方案直接置于中国情景和问题之上，我们称之为“西方打分”效应。“西方打分”效应看起来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行为，是市场行为，其实隐含了西方文化的输出，包括价值观、规则和行为标准等。长此以往，“西方打分”效应会限定和固化中国认知问题的思路，从而可能引申出简单化的结论。产生“西方打分”效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西方影响和中国不自信是两个基本原因。

　　首先，“西方打分”效应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美国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的认识。他认为，越是受欧美影响较强的区域，中国特色就越弱，相应地，受欧美影响较弱的区域，就表现出较为浓厚的中国特征，西方元素甚至完全不见踪迹，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因此，他假设存在两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稳定的中国和传统，以及作为整体的、形成冲击合力的现代西方，并基于这个假设提出了“冲击—回应”学说，认为促使中国发生变化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的冲击，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宏观的解释体系，但如此概括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必然存在很多漏洞：中国特征和传统是否就稳定到了无法出现自身的裂变？中国变革是否必须来源于西方冲击？回答是否定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进入“平庸”和“新平庸”（2008年以后）状态，而中国经济却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错配”现象，这在客观上放大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

　　比如，中国制造与世界制造“接轨”和“并行”取得了显著进展。同为“制造”，二者之间的战略相关性和互补性已具备了升级的条件，以高铁、核电和水电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成为世界制造的新聚焦点。在高科技领域、农业领域、货币金融等领域，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特探索。伴随着中国制造走出去，中国资本走出去也开始提速。中国政府提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之时，正是中国从投资净输入国转向投资净输出国之际。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高于中国利用外资的200亿美元，就是说2014年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了，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常态”。

　　3、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新常态阶段后，一定会遭遇战略瓶颈。从对手的视角看，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战略定位不仅仅是一个“局”、一对矛盾，更是一种生态。中国要持更大的“大局观”，就是既要解决矛盾，也要保护生态。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积极探索，使得“中国故事”能够写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但这不是前行的“资本”，而是前行的资格和自信。我们的定位仍应是学习者和参与者，不能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了舞台的中央，已经是一个领导者。政府要把“中国企业”和“中国品牌”推到舞台中央，要围绕企业发展和品牌建设来参与和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评判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的主导标准和主导逻辑。纵观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历程，政府和企业需要走出两个误区：一是自主创新误区。自主创新的本意很好，但是有些人把自主创新变成了自己创新，把开门创新变成了关门创新，把创新变成仅仅是实验室发明，而不是进入市场。自主创新不是实验室发明，而是一个商业概念，能不能在市场上推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验室搞出来的东西离创新还有很大的距离。二是自主品牌误区。一个企业创造自主品牌有多种途径，有的是自己独创，叫自创品牌；也有的去收购，像吉利收购沃尔沃，是收购品牌。但我们在宣传中，把自主品牌的道路局限在自创品牌，而不鼓励那种跨国收购，不鼓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成长。另外，不少人把“中国企业的自主品牌”变成了“中国自主品牌”，去掉了企业的概念，这样的一些错误都是偏离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方向的。中国企业要实现国际化成长，提升竞争力，就一定要融入或者嵌入全球产业分工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去。没有这个过程，企业的竞争力就不可能有提升，也不可能参与到全球产业分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