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价彩礼”这一现象被“中央一号”文件点名，要求专项治理。2月13日发布的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专门提到，要推动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风易俗规范，扎实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文件发布后，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

其实，这并不是中央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文件中提及彩礼问题。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首次出现“天价彩礼”四个字，“对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写入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这一章节中。此后，在2021年、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接连对农村彩礼问题进行点名。

而在2021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治理“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也成为重要议题，并将这一问题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联系起来。去年7月，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也指出，要推进婚俗改革和移风易俗，破除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将婚嫁与生育、养育等一体考虑，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治理天价彩礼”开始，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启了一系列渐进式的治理。民政部在2021年4月、9月分两批次在全国确立了32个婚俗改革实验区，各省、区、市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些地方性婚俗改革实验区。而实验区的实践内容就包含治理“高价彩礼”等婚嫁陋习。与此同时，各地针对自身特点也频频出招，限制“高价彩礼”。经过四年从中央到地方的治理，农村彩礼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从今年一号文件中，我们也看到，提法已经从治理“天价彩礼”变为了“高价彩礼”。但“高价彩礼”问题被再次点名，说明问题仍然存在，且危害不小。

彩礼作为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习俗，代表着对于新人的祝福。演变至今，却让本该作为民俗的彩礼慢慢变味，偏离了彩礼的初衷。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却异化成“高价彩礼”，甚至“天价彩礼”，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引发这一异化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农村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当地适婚男性绝对数量多于适婚女性，男性很难找对象；二是由于城乡交往更加频繁，农村年轻一代的消费观、消费标准逐渐向城市靠近，比如在城市购房、买汽车等，这都导致彩礼“要价”逐渐攀升；另外，受攀比、从众心理的影响，一些地方把彩礼与面子画上等号，这也助推彩礼的水涨船高。

在普通人看来，彩礼是中国传统，是中国人情的一部分，那为什么中央一号文件中会频繁提及提及，重拳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高价彩礼”或“天价彩礼”这样一种乡村陋习，看似是个人或家庭问题，但实际上在一些地区普遍存在，成为了一种社会公害，当高价彩礼成为一种社会习俗的时候，每个人都深受其害。此外，“高价彩礼”会进一步的加剧社会不公平，导致社会婚姻观念的扭曲，一些负担不起高价彩礼的农村男性可能会成为“剩男”，这样的话会导致社会不公平，也会诱发刑事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在“高价彩礼”的问题背后，有经济基础、传统观念、社会文化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要根除“高价彩礼”现象，首先要坚持系统观念、多管齐下，综合采用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实现一种常抓不懈的局面。当前，我们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去引导农村女性就业、创业，减少对男方家庭的经济依赖。另外，因为农村地区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跟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也会让人们在“高价彩礼”方面出现一种心理补偿的问题。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缩小城乡在经济、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也会为解决“高价彩礼”问题创造一定的经济基础。

（看看新闻Knews编辑：李荣康 张蕴昆 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