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部电影《老炮儿》，上映以后好评如潮。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不了解北京文化，电影看下来第一反应，所谓“老炮儿”，翻译成上海话，估计就是“老流氓”。

曾经，周立波的清口，让很多外地人认识了“上海流氓”，在各种场合，人们模仿着“乃伊做忒”，似乎这就是“流氓腔”——实际上，周立波的扮相，最多是只“小赤佬”；赤佬扮流氓，学个边边角角，气质还是差了很远。

旧社会，最有名的流氓，大家反正都比我清爽，就不多啰嗦了；还有一种流氓，叫“白相人”，估计小年轻不大听说了。

想来上海闲话也蛮噱的，明明是“头别在腰间”闯荡江湖的流氓，却偏偏要用上“白相”两字——主要还是因为，“白相人”一般都薄有家产。

靠祖上余萌的被称之为“小开”；骗吃骗喝的被称之为“阿诈狸”；靠女人的，则被称为“狼狗”——不要指望白相人都是好人，解放后，白相人还被视为“社会渣滓”。

“阿飞”，正宗上海特产，尤其是49年以后的“阿飞”们，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阿飞”的标配是什么？

“小裤脚管花衬衫，头发梳得耸（读cóng）出来”，是“阿飞”的外形特征。上身衬衫的颜色不是单一色，而是“花衬衫”。下身长裤，紧贴肉体，裤脚口特小，据说最小的只有三寸。脚上套的是一双尖头皮鞋，甚至是香槟色的。

当年的上海滩，哪里可以见到“阿飞”？

在热门电影院外，他们会三五成群聚集在电影院的门口，相互间交谈，也有手中拿着电影票，搭讪不相识的女青年看电影。在淮海路、南京路等热闹路段的西餐馆或咖啡厅，也可时见他们的身影。

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喜欢在“阿飞”前面加上“流氓”二字——“流氓阿飞”，性质就大不同了。

提到虹镇老街，很多稍上年纪的上海人，都会说起不少关于那里“民风彪悍”的传说，什么“红缨枪，拉场子”，“长宁帮”和虹镇老街火拼之类的，俨然就是《古惑仔》里的场景。

当年“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虹镇老街，上海第一！有种就来砸场子！”的豪言壮语。我是没考证过这“第一”的来头，只是提起虹镇老街，脑子里总会跳出一个名字：于双戈。

为啥？

一是因为阿拉姆妈小辰光教训我的辰光，会迭嫩骂山门：“小赤佬，要死咧，再乱来，当心大起来像于双戈则枪毙鬼一样！”

另外呢，我读大学的时候，出事的那个储蓄所，还在上外校门旁边，直到上外校园改造。

于双戈的女朋友蒋佩玲，在庭审中呈现弱者姿态，并称：“想想自己终归是于双戈的女朋友了，因此在案发后才为于双戈潜逃出钱出力。”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同情。

而为其辩护的律师郑传本，则极尽调侃嘲讽之能事，几乎成了上海的平民英雄。徐根宝在庭审中也是一副老实人模样，称自己为于窝藏枪支弹药是为了讲哥们义气。

当年为蒋佩玲的辩护律师郑传本

最后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倒是江湖上多了一句：“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的顺口溜。

定海桥，是跟“三湾一弄”、“虹镇老街”旗鼓相当的苏北移民聚集地。

到了70年代，这里的纺织厂子弟们长大成人，当年又恰逢时世动荡，不少年轻人过早辍学后，便走入了社会。

在这样的复杂社会生态里，所谓的“流氓”，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存在——除了其中真正的“不法之徒”外，上海人口头上说的“流氓”，更多是一种特殊情况下、吃得开的“能人”。

80年代，改革开放，社会开始转型，“流氓”们自然也开始要“寻方向”了。

喇叭裤、皮夹克、奶油包头，类似的行头，通过电影电视走进上海人的视野里；“分挺不挺”，开始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指标。

“穷则思变”，定海桥的这些“能人”，也或多或少搭上了开出“穷街”的列车。他们中有经商头脑的，早早便开始在定海桥破墙开店，成为了此地的第一批个体户。

在这其中，靠近平凉路方向，有两家贴隔壁开的小店，一间是馄饨店，一间是杂货店，不晓得多少定海桥人，都在这两家日常小店吃过馄饨、买过物事——馄饨店的老板叫周正毅，杂货店的老板叫刘根山。

事实上，除了那些违法犯罪的“真流氓”，上海人至今还会用“流氓”二字，来戏谑、调侃“路道粗”，特别能混的人。即便是小姑娘冲侬发嗲来一句：“侬只流氓”，那也是骨头好轻几斤的事——注意是发嗲，不是一记耳光，“侬只流氓！”

过去，在法治无法触及的角落，这些人和他们所形成的圈子，定立了规矩、维持着表面上的秩序；如今，即便是这个“另类上海”，也正在随着“石库门文化”的崩塌而远去。

那些江湖传闻，只存在于老上海人嘎讪胡时的不经意间，面对外来文化和人口的冲击，时不时，还有些英雄迟暮的落寞感……有时，这种回忆却是刻意的，人们怀念的，是那个上海人依然可以讲规矩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