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围岗” 制度不应是漏风的“篱笆墙”

当“公考围岗”从一个生僻词变成司法案例，它刺耳的警报声，已经无法被忽略。

2026年的省考大幕刚拉开，一则“围岗”丑闻就炸了锅——考生李某与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串通，非法获取5000余条公民个人信息，在2024至2025年间累计虚假报名700余次。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用虚高的报名人数吓退真正的竞争者，为李某“量身定制”竞争压力更小的岗位。直到一名考生发现自己身份信息被盗用、无法正常报名而举报，这桩闹剧才浮出水面。最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然而，这起案件撕开的，仅仅是“公考围岗”乱象的冰山一角。据说另一种“操作”，是在报名稀少的岗位里“凑人数围岗”，以便使报名人数达到开考比例顺利开考，最终以“等额报考”的方式“顺利上岸”。不仅如此，“公考围岗”也有“代理人化”的趋势，形成了一套“围岗产业链”。

打击个案容易，依法审判几名涉案人员也不难。难的是如何扎紧公平正义的篱笆。

早期报名核验宽松、人证合一缺失、异常报名监测滞后，黑产以极低成本批量操作......到底是技术手段落后，还是相关制度少了些前瞻性预判和系统性防范？

另外，在本案中，涉事人被追究的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涉事人纯粹是以串通方式纠集一大群人进行“公考围岗”，他是否就能逃脱相应的法律制裁？既然，在招投标领域，“串标围标”可能构成“串通投标罪”，在公考中围岗，是否也应该有类似的处罚措施？

再往大里说，今天他们可以为上岸而“围岗”，明天是不是为其他目的而“围”掉更多的社会公平？

细思极恐。

公平，是防线也是底线，守住了，人们才有奔头。而信任危机一旦形成，修复成本将极为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