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州窑，因《格古要论》记载而闻名。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20世纪70年代调查发现。2022至2023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系统考古工作。

陈村地处汾河西岸台地，地势渐高，地块错落，零碎狭小。窑址大部分被村舍叠压。以最小地块为单位，地毯式调查院落、地块和庙宇等325处，调查面积40万平方米。其中重点地块勘探，发现窑业堆积28处，不同时期窑炉12处。瓷土矿源专题调查约2平方公里，发现瓷土埋藏区1处；散点式发掘8个地点，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缀合”起陈村窑业发展历史，分布演变规律。揭露金元明时期窑炉9座、作坊9座、灰坑40个、沟2条、井1个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了重要的收获。

霍州窑北宋后期开始烧造，金代达到成熟，并形成以细白瓷产品为主流产品、“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和细凸线纹印花为装饰特征的产品面貌。

细白瓷产品胎体洁白坚致，器类小巧多样，釉层稀薄光亮，釉色洁净明快。常见器形有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等。细凸线纹印花装饰，纹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富有生活情趣，艺术风格活泼而灵动，常见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莲花童子及兔子等动物纹。纹样布局或二方连续，或等分分栏布置。呈现出与定窑“大工业”化印花白瓷风格不同的地域面貌。纹饰中可见“郭窑瓷器”“廉家”“李一造”“郭七”及“闫大”等不同姓氏的标记，表现出以作坊为单位的生产经济形态。还生产一定量的化妆白瓷产品，以碗盘为大宗。

元代霍州窑为全国唯一生产细白瓷的窑场，其产品和审美引领了社会风尚。以细白瓷产品为大宗，典型器物折沿小盘和高足杯等。生产全国最高的质量素面细白瓷产品，造型极为规整、修坯精细，支烧痕极小，器物可见折腹盘、曲腹碗和高足杯等。

印花装饰由细凸线向浅浮雕转变，常见鱼纹、并蒂牡丹、莲花等。产品流布范围广泛，在元大都、元中都、哈剌和林古城及集宁路等地均有出土，表明霍州窑产品销往高端市场，应已经进入了宫廷消费。

“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是霍州窑独有的核心“尖端”支烧技术，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物内底接触式支烧方法中，所留支烧痕迹最小的支烧方法，是北方地区北宋汝窑官式器物“芝麻钉支烧技术”传统的延续与创新。小米粒般的支烧钉痕是器体重量、产品美观、产量保障、燃料经济和支钉物理特性等五者之间巧妙的平衡的产物，是窑工的智慧结晶，是霍州窑的重大贡献。

明代以化妆白瓷日用器物为主，流行白地褐花和黑花装饰，纹饰多样。手法多为细线描绘，艺术风格工笔与写意兼具，写实与意趣共存，呈现粗料细作的巧思。继承五粒泥浆粘钉间隔支烧传统，唯形态、成分有差，呈现出稳定的支烧技术传统和清晰的演变规律。

生产“文庙祭盘”等祭祀用器。因持久的细白瓷生产技术积累，一度为山西地区明代藩王府烧制细白瓷矾红彩五爪龙纹高档用瓷。顺治十三年纪年残器，表明霍州窑一直延续至清代。

霍州陈村瓷窑址首次系统的考古工作，明确了窑址保存状况、分布范围和分布演变规律。第一次从考古学上厘清了宋、金、元、明和清时期的产品面貌和技术特点，建立起了霍州窑业历史分期标尺，展现出霍州窑全新的窑业面貌。考古新发现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发展史的缺环，元代更是成就了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是对中国陶瓷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建筑考古理念下，系统、完整揭示全新的明代窑业生产布局，丰富了北方地区陶瓷手工业生产经济形态。明代窑业遗存系统地发掘必将推动南北方窑业对比研究走向深入。

霍州窑阶段性的演变轨迹是汾河流域宋元时期窑业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充分说明，处于北方陶瓷手工业主要生产区域——冀、豫、陕等之间的山西地区，凭借其连接东西 、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彰显出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霍州窑认准自身资源和技术优势，找准产品需求与定位，突出自身特色，是精于生产经营策略、具有竞争力的窑场，其产品面向官方高端市场和民间日用市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多个层面，深度参与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塑造。

霍州窑的发展与当时社会密切相关。金代山西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元代社会全国一统，手工业异常发达；明代时山西更是分藩屏障的前沿地带。霍州窑在金元明等各时期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载体和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