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频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日本，为何至今拿不出国产疫苗？号称“防疫优等生”的日本，为何在这次疫情防控上屡屡失手？日本媒体为什么称这是日本的“第三次战败”？

自从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以后，病毒突破国界，疫情四处蔓延。

这其中，日本曾经一度自视为疫情防控的“优等生”，日本副首相兼财经大臣麻生太郎更是不改“大嘴政治家”的品性，称日本之所以防控做得好，是因为日本民族的“素质高”。

但是，让日本没有料到的是，新冠疫情是不会在民族素质的高低面前选择进退的，它以第二波、第三波的汹涌澎湃之势接连袭击日本，导致感染人数不断上升，感染地域不断扩大，因感染而死亡的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

除此之外，日本各个医院病床紧张，不断发出“医疗崩溃”的呼声；频频获得诺贝尔生物医学奖的日本至今拿不出国产疫苗，甚至出现火葬场排队将要涨价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接二连三地发出紧急事态宣言，搞所谓日本版的“封城”。

但是，本来预定到5月底结束的第三次紧急事态宣言，因为疫情的持续蔓延，不得不宣布延长到6月20日。

与此同时，疫情连接着政情，菅义伟政权因为防疫失手，在多家媒体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支持率都呈现下跌的状态。

5月31日，日本主流媒体《日本经济新闻》更是在评论中指出：1945年，日本出现了第一次因为“战争的战败”。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因为泡沫经济崩溃的第二次“经济的战败”。现在，日本正在出现因为疫情防控失利的第三次“疫情的战败”。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迅速复兴，曾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日本也成为举世瞩目的“卫生大国”、“健康大国”。

但是，日本为什么这次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上会屡屡失手，被称为“第三次战败”呢？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造成第三次“疫情的战败”的原因，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的问题。

该报认为，从法律上看，日本宪法中没有应对紧急事态的条款，因为新冠疫情而修改的《特别措置法》也没有相应的罚则。从行政上看，对应缓慢，地方政府重视所谓的居民平等。

日本规制改革大臣河野太郎也曾表示，“许多地方政府相对效率性，更加重视居民的平等性，这是我的失败。”

河野太郎

第二，各自为政。

该报认为日本政府与执政的自民党形成“二元化体制”，双方没有密切的配合。

政府部门出现“割据主义”，认为防控疫情是厚生劳动省的事情，其他部门不肯配合；

而厚生劳动省则不愿意接受当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关扩大检测的具体指示；

同时日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因为《自治法》的规定，也常常是“各说各的话”，“各唱各的调”。

第三，官员的问题。

该报认为日本政治家普遍缺乏危机意识。当《特别措置法》需要修改的时候，国会议员没有热情，国会就难以审议；在疫苗接种方面，也是动作缓慢。整个政界对危机管理处于一种麻痹的状态，是人出了问题。

在《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蒋丰看来，《日本经济新闻》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是日本的自负。

战后，因为日本快速的复兴，让日本人显得越来越自负，内心中有一种膨胀感。遇到重大的国际问题时，日本就希望自己做“俯视的参与者”，甚至做“俯视的领导者”。

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让他们首先总是在找对方的原因或者说是毛病，而忽视自己的切实对应。这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日本一方面追随美国，试图把中国视为新冠疫情的元凶；另一个方面又把新冠疫情定位为一种新型的感冒，认为日本在呼吸道感染的防控方面具有成熟的医术，解决起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整个事态出现了与政府预料所不同的趋势。

《日本经济新闻》认为，为了让日本从第三次战败中走出来，应该在严格的制度、行政的统一管理以及危机应对方面下功夫。

蒋丰则认为，日本应该在改变自负并消除膨胀感带来的优越感方面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