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重版发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曾经默默无闻的教科书再版后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与其它课本一起，在新华书店掀起了一股抢购潮，排队的人流甚至阻塞了交通。

为什么曾经无人问津的教科书会在1977年突然成为畅销书，在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要从1977年8月4日说起。这一天，刚刚复出不久、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有30多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

会议讨论的重点集中在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副教授尖锐批评了现行招生制度，与会的许多专家都表示赞同，建议下决心对现行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当时有学者提出一个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挥笔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了。他主张立即恢复高考：“改变现行招生办法，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

邓小平的果断意见，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自此，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重新恢复。

一个“考”字，犹如一声号令，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污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也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

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给无数青年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尤其是让那些上山下乡和回乡青年看到改变生活命运的希望。城里的中青年纷纷涌入书店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学习。插队的知青们翘首以待邮递员送来家中邮寄的备考书籍。缺少复习资料的农村青年则把报纸上的社论、评论都剪下来，当作范文一篇篇背诵。

他们中，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毕业的高中生，年纪小的只有十六七，年纪大的已过而立之年。他们中有夫妻、师生、朋友、同事，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这一年19岁，只有考试大纲的他尽全力汲取所有能够接触到的知识。凭借从小养成的快速学习能力，他在考前背完了两本300页的政治和史地复习书。

经济学家钱颖一，这一年21岁，他找同学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进行自学，他的英语和数学都是在田埂上学的。

画家罗中立，这一年29岁，每天下班之后，他跟着辅导老师重新学画，离开课堂多年的他不敢怠慢，起早贪黑地复习，甚至熬出了结膜炎，终于补上了缺失的美术课程。

1977年11月至12月，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1977年的寒冬，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次年3月，27.3万名大学生，怀着对校园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待，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象牙塔”。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大学之门，不仅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教育的复兴，而且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标志性大事。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

恢复高考打破了僵化的思想坚冰，给广大知识青年和全社会带来巨大的正能量，为中国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