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持续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安徽马鞍山，警方曾破获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两名15岁少年盗走31部总价值近20万元的手机，而在两人背后，竟隐藏着一个专门“投资”未成年人进行盗窃的犯罪团伙。目的就是利用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指挥未成年人实施犯罪，以此来逃避刑罚。

监控拍下的视频中，两名男子靠蛮力摇晃了几下门把手，就顺利打开了安徽省马鞍山市这家手机店的大门。随后，两人在店内进行一番搜寻，不过都一无所获。最后，两人盯上了收银台左侧的柜子，在没有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两名男子用暴力破拆的方式打开铁皮柜，盗走了31部总价值近20万元的手机，随后逃之夭夭。

警方梳理了相关路段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两人逃离现场后，带着盗窃得来的31部手机步行了1公里后拦下一辆出租车离开。在询问了出租车司机后，警方立即沿线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身份可能有些特殊。经过进一步侦查，警方最终确认两名嫌疑人竟然都是年龄只有15周岁的未成年人，来自同一个地方福建平潭。

顺藤摸瓜，警方发现了一个四人犯罪团伙，其中除了一名20岁的成年人以外，另外三人都是15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都曾因盗窃而被抓，又都因年龄问题被放过。在固定“搭伙”之后，他们根据自身的年龄约定分工，参与从投资到盗窃、从销赃到分赃这一整个链条，并根据具体实施的行为而获得赃款。

15周岁的黄某对警方表示，早在2022年春节，他就因盗窃被南京警方抓获，但因年龄问题没有被处理。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参与盗窃，除了因为手头还有点钱、不想冒险以外，还因为，根据约定，“投资人”这一角色，除了可以拿到投资款的2倍回报外，每销赃一部手机还能从中提成1000元。

而黄某的资金，大多来自于20岁的张某。张某并不亲自参与盗窃，而是四处寻找未成年人，为他们到全国各地实施盗窃提供食宿等便利。

盗窃得手后，这个四人团伙就会分头负责销赃。警方发现，被他们找到的下线，也基本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最小的只有14岁。他们大多都涉及了其他盗窃案件，和黄某一样，有时是直接盗窃，有时为他人盗窃进行投资。

知法犯法、有组织犯罪，这些情节已远远超出我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固有认知。那么，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上的处置原则是什么？

根据刑法规定，年龄是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其中，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罪名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2021年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重伤的，经最高检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些条文向社会传达出一个鲜明立场，那就是：低龄不是恶性犯罪的“免罪牌”。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盗窃手机这样的非恶性犯罪，那些作案的未成年人们，即使他们进行的是有组织的团伙作案、屡次反复的作案，法律上采取的仍然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以教育为主，以惩罚为辅，只有极少数会被送到专门学校进行矫治教育。

从警方执法中获得的信息来看，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惩罚，不少主观上故意、多次盗窃的未成年人，在年龄满16岁、18岁之后，还会教唆年龄更小的未成年人进行偷窃等犯罪，从而使得这一现象继续蔓延化、扩大化。甚至还有未成年人不断试探法律红线，参与更加严重的犯罪，却依然有恃无恐，流露出“哪怕被抓了也所谓”的情绪。

事实上，未成年人犯罪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而是一个由轻及重不断恶化的过程。很多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如果在他们第一次犯错或者犯案时，就能及时地采取有效的干预，或许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但是从警方执法来看，涉案的未成年人大多缺少正常家庭监管，有些是很小的时候就和父母分开居住。

俗话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那么，对于那些知法犯法、利用法律的善意来实施恶意作案的未成年人，是否要从法律上加强处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们该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

上海市政协委员、律师张玉霞表示，宽容不等于纵容，不负刑责并不代表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和形式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立法机关也在评估相关影响和应对方法。对于非恶性犯罪，目前总体的态度还是惩治与教育相结合，不建议简单地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应对。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背后有着复杂的综合的社会原因，仅仅依靠刑罚，只能“治标”。从完善监护人责任和社区矫正的角度出手，更能够“治本”。

张玉霞表示，我们要深刻地思考家庭监护、学校教育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之间的关系。未成年人的年龄是在不断增长的，如果能在他们产生违法念头的时候、能在他们实施犯罪的早期，就及时注意到相关迹象，并采取措施介入、预防或矫正，或许能够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在成年之前就回到正轨，这既是我们期待的情况，也是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