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谢洋洋入职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生鲜电商业务的采购工作。2023年8月，因为无法承受高压工作，入职仅仅四个月的谢洋洋选择离职，并拒绝签署竞业限制通知书。此时，他在这家公司的试用期尚未结束。

2024年3月，谢洋洋收到上海市长宁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的通知，得知前公司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他支付竞业违约金约42.37万元，违约证据是有人对自己跟踪半个月拍摄到的14段视频，证明他入职了与前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

谢洋洋认为，自己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不应该被竞业。同时，他还表示自己在这个行业干了7年，手里的供应商资源都是自己多年工作积累下来的，前公司正是看中这一点才让他入职的。

2023年，有学者对454份竞业限制纠纷案的判决书进行分析后发现，竞业限制义务主体中，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仅占21%，其余79%均为“负有保密义务的其他人员”，这其中又有77%是基层岗位员工，其中不乏前台、保安、保洁等人员。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竞业限制人员的认定，确实存在“泛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