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5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加拿大芒克论坛主持人、学者格里菲斯进行了一场中西方学者少有的比较温和的对话。在东西方实力此消彼长的背景之下，这种对话模式会不会成为未来东西方对话的一种常态，这值得我们观察。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老师在法国生活了近20年，一直处在一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之中。根据他的观察，在西方，精英对这种文明的对话是起主导性作用的。精英一般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宋老师的感觉是，政治精英和企业界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因为他们要关注民生，要关注经济效益。即使有分歧，也能容易达成共识。

例如，2019年4月，宋老师去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和他们谈“一带一路”，他用两个观点5分钟就说服了对方。第一，中欧有贸易逆差两千亿美元，中法之间有三百亿美元的贸易差，但如果仅在中欧、中法之间，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当时对方就愣住了。宋老师说，我们和韩国每年都有一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我们和沙特、我们和中国台湾也有巨额的贸易逆差，我们中国是怎么去解决的？我们全球做生意，最后取得平衡，还有顺差。欧洲和法国要想解决贸易逆差，就要参加“一带一路”。既然资金、技术和产品都有优势，只要参加，中国肯定会给予很大的回报。对方听罢点头。第二，1950年时，欧洲人口是非洲的两倍，现在倒过来了，非洲人口是欧洲的两倍。按照这个速度，到本世纪末，非洲人口就是欧洲的十倍了。如果那个时候非洲还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他们就会去欧洲。此时对方的表情有点毛骨悚然，宋老师继续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要想帮助非洲解决发展和贫穷问题，所以你们应该支持和参与。这两个理由就把欧洲议会说服了。

但是，如果面对的是知识精英，沟通就非常困难了，因为知识精英有个特点，他们和现实生活距离比较远，而且都是以立场和价值观优先。张维为教授和芒克论坛主持人格里菲斯的对话就出现了这个问题。第一个提问是说我们西方把国家和政府分开，所以也是以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的，可是西方凭什么以自己的标准看中国？抗击疫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东西方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以欧美的标准来作为抗击疫情的标准，那就是灾难性的了，但他就习惯于这样，就这么看，还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你。这是不对的，但这显示出知识群体的傲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不与之对话，而是要改换一下对话的方式。2014年，中法迎来建交50周年，当时中法外交部联合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参加者有学者也有官员。当时，宋老师作为唯一一个侨居法国的华人学者参加。话题本来就是中法友好，有一个学者搞突然袭击，说中国应该帮助欧洲解决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问题。宋老师“哐”地站了起来，连着抛出三个问题说，俄罗斯和克里米亚问题，与中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应该中国去管？第二，如果你认为中国应该管的话，那我们还有南海问题、台海问题、东海问题，你欧洲是不是也帮着我们管一管？第三，中国如果管了你给我们什么回报？三个问题抛出来之后，对方就哑了，然后这个问题就不了了之了。这也是一种对话方式，和知识分子对话时就用这种方式。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