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这个词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都是不陌生的，当我们说到经济发展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词，但当今天我们再来说这个词的时候，它理应拥有更加丰富的含义。在11月1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以及研究员郑若麟先生共同就“接轨与不接轨”展开了主题演讲。

“与国际接轨”这个概念本来是有特定含义的，也就是我们通过谈判加入世贸组织，形成义务与权利的平衡。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但不久我们就看到“与国际接轨”的概念运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有段时间好像所有的部门、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单位都在讲“与国际接轨”，从外贸领域转入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张教授不否认这样做也使我们学到了不少别人的好东西，但确实也带来很多严重的问题。

比方说，有人认为中国必须在所有方面与西方接轨，甚至公开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主张“政治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与世界主流政治制度接轨”。这使张教授想起了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清醒的认识。1988年5月，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元首到北京来，希望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经验。邓小平说，“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他还补充说，“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是这样”。这位总统接着问邓小平，在全球化过程中应该如何与西方打交道，邓小平回答是四个字：“趋利避害”。

回头看中国参与全球化，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个诀窍就在于“趋利避害”这四个字。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指有些地方要接轨，有些地方不要接轨。回望过去30来年，西方主要国家推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它既是经济的，又是政治的，包含了所谓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等等。换言之，西方推动的全球化既是经济全球化，又是政治全球化。中国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给人民带来福祉；处理得不好，带来灾难，甚至中断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所以，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趋利避害，有所接轨、有所不接轨的战略，这体现在我们对全球化的态度。我们接受并加入了经济全球化，但不加入政治全球化。我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们还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驾驭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脱颖而出，大多数中国百姓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相比之下，许多国家拥抱了全球化，却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危机，往往不是他们“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外国资本控制，甚至老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甚至国家陷入分裂和战乱。

现在看来，西方国家本身由于它自己政治制度的原因，他们的跨国公司从全球化中获益巨大，但他们自己国家的分配制度极度不公，造成了自己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剧增、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和像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

在互联网革命方面，我们也采取了趋利避害，有所接轨、有所不接轨的方针，和民本主义的导向。这样做一方面使我们成功阻止了西方把“颜色革命”通过互联网把这个祸水蔓延到中国的企图，但另一方面又保持了有效的中外交流与合作，最终使互联网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勃勃生机，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方面面的进步，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人民的生活，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实现了“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走到了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最前沿。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