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人菲利普•肖特开场白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指纹。上海公共租界的档案里，还有许多共产党人的指纹留存下来。这是他们被警察逮捕后的在案记录。为了推动中国的变革，有些人深陷囹圄长达数年，许多人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传播思想，而是力求付诸行动。

第二集  说干就干

1842年，中英签署《南京条约》，随后，上海有了第一块“租界”。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用武力强加给中国的。租界不受中国政府管辖，行政、税收、警务独立，上海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形成了外国势力控制区位于城市核心地带，将华界分割的奇特格局。

《新青年》锋芒显露之后，法租界警察和侦探便对渔阳里2号，即陈独秀住所和《新青年》编辑部“关照有加”。1920年4月20日的《警务日报》记载，陈独秀正在筹备当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型工人集会，《警务日报》敦促行政当局加强警戒。

此时的《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已名声在外，但不久，陈独秀又迈出了一大步。几个月后，他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未来共产党萌芽的温床，《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人大多是它的成员。

在这个研究会中，有一个青年学者名叫李汉俊。上海英国领事馆和法租界情报显示，李汉俊是一位“兴趣人物”，他不仅与陈独秀过从甚密，还是孙中山的朋友，他所到之处，常有日本人、朝鲜人、俄国人出没。他们经常谈及中国能不能搞、如何搞社会主义，这是上海进步知识分子之中颇为流行的话题。

这些俄国人当中，有一人一个月前抵达上海，他的伪装身份是新闻记者。他的名字叫G.N.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是设在海参崴的苏俄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1920年4月他被派往中国，设法与陈独秀及其同仁取得了联系。他此行的目的，是帮助发展共产主义运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相信，十月革命的胜利将引来其他国家的效仿。此外，苏俄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线，中国存在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将符合苏俄的国家利益。

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那一年夏天，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全国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了。从松散的学术团体到高度组织性的政党雏形，这是一个质的转变，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迈出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步。

四月，当维经斯基到来的时候，陈独秀正忙于编辑《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它有两期篇幅，长达400页，其中全文披露了《卡拉汉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郑重宣布，苏维埃政府废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

苏俄废约宣言激起了中国人极大的热情，莫斯科共产党政权散发出迷人的魅力。在中国人看来，一边是西方列强竭力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另一边苏俄却宣布放弃这些特权，这样看来，或许苏维埃的道路才是中国应当效仿的模式。
正当此时，维金斯基和其他苏俄使者到达上海，中国知识分子苦苦寻找的答案仿佛就在眼前，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很快，组党信件发往海内外，陈独秀亲自致函湖南的毛泽东，催促他在当地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湖南支部，不久转为“共产党小组”。蔡和森，毛泽东的挚友，也从巴黎来信，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大家都意识到，组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才能更有力量和作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批准了两个重要文件：在党的纲领中，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决议中规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发展产业工人作为共产党的核心力量。

中国人常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而今天，这个重要的历史纪念地和“新天地"——上海最著名的城市生活地标融为一体。

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但是，人们自在、安逸地享受生活，这恰恰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时的梦想，即结束贫穷落后的局面，让国家强大起来，让中国人民有尊严的活着，过上幸福生活，包括犒劳一下自己，在他们看来，这毫无矛盾。

很快，共产党人就脱下身上的西服和长袍，走向上海北部的工厂，走向黄浦江码头，他们将唤醒中国最广大的劳动者群体，激发出他们改变中国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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