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

他被认为是“最懂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他在耶鲁开了一门课，叫The Next China（“下一个中国”）。课程将中国作为实例，讲述经济增长模式如何实现重大转变。

后疫情时代，中国正持续扩大内需。他对此高度肯定，但认为中国还需做更多工作，以实现内需转型。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出中国政府实施改革的勇气和能力，甚至在解决棘手问题时愿意承受一定的“痛苦”。

东方卫视记者：去年，中国GDP增长5.2%，超126万亿元人民币。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的背景下，您如何评估这些数字？

斯蒂芬·罗奇：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应对中国经济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方面，付出了大量努力。这些问题包括早期通货紧缩迹象以及劳动力减少，此外还有房地产市场下行趋势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的压力。

由于中国经济能够实现增长目标，年初以来，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测，我认为预测者们对此感到欣慰，并认为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东方卫视记者：您在耶鲁大学教授的一门课程名为“下一个中国”，旨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案例研究。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斯蒂芬·罗奇：中国增长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中国实施改革的能力，包括经济结构改革、社会结构改革以及治理体系改革。这反映出中国政府的勇气，在解决棘手问题中愿意承受一定的压力甚至是痛苦。同时，中国政府又具有战略眼光，知道把中国经济带向何方。

在耶鲁大学的教学中，我多年来一直讲授结构性再平衡的必要性，重点是通过改革增强和巩固社会保障网络，特别是医疗和养老，从而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提振经济。我认为中国政府对内需的重视是正确的，但政府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实现这种内需转型。

东方卫视记者：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的时代，社会保障问题对于未来经济再平衡的作用被进一步凸显？

斯蒂芬·罗奇：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不受这些地缘政治压力影响的“孤岛”。

地缘政治压力，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以及所引发的供应链变化，使得结构性再平衡的迫切性尤其社会安全保障问题变得更加重要。

东方卫视记者：中美之间有很多话题，其中一个热点就是科技。中国将2024年经济工作首条任务定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您如何理解这一战略理念？

斯蒂芬·罗奇：中国一直在关注转向本土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中国政府也一直在推动这一趋势。

它需要增加研发支出，重点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教育改革。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对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要性。

东方卫视记者：这对全球经济、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技术革命意味着什么？

斯蒂芬·罗奇：当前全球创新浪潮，是建立在跨境合作模式之上。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一直在共同努力。

但政治分歧可能波及这种合作模式。我认为，这不仅对中美两国，也对依赖创新驱动发展的全球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挫折。

东方卫视记者：您认为，找到有效处理中美关系的新途径的关键是什么？

斯蒂芬·罗奇：老办法行不通。我在我最新著作中，主张建立一种新的“中美接触架构”，或称之为一个新的中美秘书处。

它由来自美国和中国的技术专家组成，可设在如瑞士或新加坡这样的中立司法管辖区，全天24小时、每周7天全职运营，处理一系列影响中美两国的问题，包括经济和贸易、创新和技术，以及全球健康、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共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