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忠简介：

现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市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青年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问：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现在中国是否进入一个社会转型阶段？

郑长忠：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社会确实进入了社会转型阶段，而且是一种双重社会转型。这种双重社会转型，跟二十多年前单纯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转型完全不同。二十多年前，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向西方学习，直接把某一种方法学过来，等等。但今天的转型不一样了。实际上2000年以后，就已经进入到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生存形态。新型的商业模式，新型的服务模式，新型的社会组织模式，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模式，都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呈现。

这与之前的转型完全不同，前者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和工业化社会条件下的转型，而后者是建立在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的背景之下。对中国来讲，我们1992年才进入市场经济，才建立市场经济，可1994年我们就引入互联网，那么到了2000年之后，我们市场经济还没有规范，直到现在为止还没规范好，还没发育好。可是，网络社会已经生成了。所以，我们面临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网络社会背景下的双重转型。

问：这种双重社会结构转型，是不是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郑长忠：当然，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地去应对挑战。如果你去压制它，实际上你是跟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进步的逻辑冲突。你不去主动调整它，那它就会直接跟既有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既有的法律发生冲突。这个问题在中国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内开始出现，生产力发生变化、技术发生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当初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还仅仅叫“制度变革”，那么现在就是“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后者的影响力比前者大得多。这两者在目前已经变成一个叠加效应，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另外一个互联网转型的问题又来了。而且，现实中又没有可以去学习的例子和国家案例。但相反的好处是：我们中国以前一直在学习西方，现在可以有机会弯道超车。在传统条件之下，在西方的传统现代化逻辑之下，它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而我们现在可以用网络社会的条件，技术手段解决以前制度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

问：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是否也要随之发生一些改变？

郑：实际上在中国形成的四个结构性要素即主体性要素：政党、国家、社会、市场。市场过去是摸着石头渐进而生成，现在生成完了遇到两个问题，一，功能不足；二，彼此之间内在有机化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整体发展”，把它合起来整体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一个是推动功能发展，一个是推动它彼此之间内在有机化，互相呼应，互相适应，达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西方世界没法解决，它需要用制度方式来解决。中国可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当中，利用网络条件，以及我国自身的特点。与下一个时代进行互动。这个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在网络背景之下，叠加性效应所呈现出来对我们的要求，有优势，也有不足，就看怎么使用。中国解决的是叠加的双重转型，这种叠加双重转型，很快它会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全新的一种运行形态，社会结构开始出现。如果政府治理体系能够适应这样的双重转型，那中国很有可能在下一个时间节点里对西方社会实现弯道超车的目标。

（编辑：施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