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0年，上海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如期“交卷”，科创中心制度改革的主体架构也已基本确立。

2021年新年伊始，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办公室举行第13次全体会议，再次把强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强调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持续推进。

科创“基本法”落地 盘活城市创新资源

2020年5月1日，《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正式施行。

作为科创中心建设的“基本法、保障法、促进法”，条例对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作出了系统性和制度性的安排，如提供研发资助，扩大科研事业单位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与动力。

条例施行后，与上海科创“22条”、科改“25条”及其他配套政策，构建起了门类齐全、工具多样的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用法治环境为科创中心建设“保驾护航”。

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的专职副主任王鼐用“非常重要”来形容条例出台的意义。他认为，科创中心建设条例是把过去多年来上海积累的经验，通过法律文件固化下来。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科创不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是事儿，而是全社会都要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共同推动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科技成果转化 如何进一步为创新“松绑”？

“十三五”期间，上海不断以改革为创新“松绑”“赋能”。《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制度“三部曲”，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加速了“科技变现”的速度。2019年，上海开展技术转移服务的市场化机构有117家，促成技术成果转移1851项，交易总额达24.14亿元。

不过，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所长石谦看来，眼下的科技转化在制度设计上仍有瓶颈，尤其是很多大院大所，因为属于中央在上海的科研单位，在享受上海科技创新支持政策的时候，就受到体制的束缚。而这些大院大所都是上海宝贵的战略科技力量，如何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十分重要。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上海也已经开始进行探索，比如在“科改25条”里，就提出了要建立“三不一综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鼐解释称，“三不一综合”就是不定编制，不定额度，也不受工资总额的限制，实行综合预算统筹。过去，科研单位受到事业编制限制，管理相对比较死板，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获益也因此受限，但在实现新型研发机构之后，科研人员就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去转化财富。

而针对外界担忧的科技成果转化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王鼐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误区。他表示，如果职务发明成果如不去转化，只是放在我们的高校科研院所里面，它就零价值，但是如果能够顺利转化，科研人员就有了奋斗的动力，能够在科研院所做出更好的成绩，而这些成果带来的论文、专利等等对科研院所也是一种获益，所以这时一个共赢的机制。

服务国家战略  上海怎样成为“开路先锋”？

1月5日，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围绕科技自立自强这一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对新一年的重点任务作出部署。

锚定这一目标，上海也有规划，上海市科委主任张全近日表示，当前，上海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已经从搭框架、建制度向提升体系化能力转变。未来5年，要主动顺应创新主体多元、活动多样、路径多变的新趋势，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是上海在进行制度突破时始终牢牢把握的一点”，王鼐表示，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仅仅是上海的事儿，而是国家战略。国家给上海的要求是要代表国家去参与全球竞争，所以在进行制度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对国家有什么示范拉动作用。

这一点在上海试点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这一制度意味着医药研发企业等不具备相应生产资质的主体，可以通过合作或委托生产的方式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有效保护了医药企业的研发积极性。2019年底，这一试点内容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通过上海试点向全国推广，从而拉动了全国医药产业的发展。

强化科创策源功能 下一个突破口在哪里？

未来上海要进一步强化科创策源功能，还有哪些制度藩篱有待破除？

王鼐建议，要加快试点、总结经验，将制度创新成果向更多领域辐射推广。比如，现在正在部分高校试点并且广受欢迎的财政预算科研经费“包干制”，就应该让更多科研机构都能享受。同时，针对一些科研“国家队”无法完全享受上海地方政策的限制，要进一步推广部市合作机制，通过长效的沟通机制来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石谦则认为，任何制度都是有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上海的科创制度设计既要适应科技本身带来的新挑战，也要适应上海这座城市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比如，上海会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和智能化时代，也会比其他地方更早遭遇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我们的制度就是要激励大家做开路先锋，去做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同时要弘扬科学家精神，鼓励更多人积极去探索科学的未来。石谦表示，将制度创新提升到文化层面，应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看看新闻Knews编辑 李丹 郝苗苗 黄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