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发布《201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中报告》。报告以“外部压力下的中国经济——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为主题，详细分析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风险因素，并为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给出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改革建议。

年中报告指出，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稳中有忧，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上升，尤其是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与自身发展所面临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相叠加，使得稳增长、防风险的难度加大。

从需求侧来看，消费增速持续疲软，虽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高位，基建投资小幅回升，但受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下降、进出口增速下滑的影响，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总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家庭部门杠杆率持续攀升，家庭流动性愈益收紧，普通家庭收入增速持续下降，收入差距未见明显缩小。不断强化的家庭储蓄动机不仅放大了总需求不足的影响，还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经营的困难，迫使企业被动加杠杆，实体部门杠杆率逆势反弹。在财政政策持续宽松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债务率亦有所增加。虽金融部门去杠杆成效显著，但宏观杠杆率不降反升。

从更深层次来看，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尤其是僵尸企业无法出清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拖延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缓解，对经济发展的桎梏日益凸显。同时，区域间市场化发展不平衡限制了企业对冲各类冲击的工具选项，导致企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疲软，劳动力市场承压。

正如课题组2018年度报告所预测的，受实体部门杠杆率进一步上升的拖累，中小银行风险加速暴露、其系统重要性持续上升，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难度进一步增加。从外部环境看，中美贸易摩擦已对进出口形成拖累，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不可忽视。但正如课题组一直分析强调的，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还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调，长期增长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深层次的结构性、体制性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投资，刺激消费，释放增长潜力。

课题组充分重视对各种风险的防范，为此对不同情景下的经济走势、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治理，有如下主要结果和观点。基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模型（IAR-CMM）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结果，课题组测算，在基准情景下，仍然维持课题组2018年度报告的预测，2019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4%，经校正后的GDP增速约为6.1%。基准情景下，CPI增长2.1%，PPI增长-0.3%，GDP平减指数增长1.8%，消费增长8.0%，投资增长5.7%，出口增长1.6%，进口增长-0.9%，人民币兑美元汇率（CNY/USD）将维持在6.85-6.95区间。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课题组发现，最优的经济政策规则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配合，这样的政策组合要求财政政策分担对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任务。如果通过金融市场改革与国企改革消除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抑制现象，减少垄断行为，则最优经济政策规则将降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担，从而可以让财政政策更好地发挥收入再分配职能，减小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经济的扭曲作用，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

此外，当存在国企垄断时，金融抑制下的贷款利差实际上是一种次优的制度安排，可以通过降低垄断者的融资成本提高产出。而这种制度安排带来的副作用就是，需求侧的财政扩张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将会进一步加大国企和民企的贷款利差，放大金融抑制的市场扭曲作用，加剧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因此，在当前经济中国企垄断和金融抑制问题在短期内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实条件下，财政政策仍有必要主动发力，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货币政策可以有更大空间关注通货膨胀。但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课题组认为，应当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全面发挥市场力量，打破国企垄断，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和经济运行质量。

如课题组一直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从而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滞后才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减速的根源。当然，外部性、周期性因素也客观存在，尤其是中美经济摩擦所带来的外部冲击不容忽视。基于这一原因诊断，逆周期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其必要性，但治标不治本，必须与结构性、体制性改革相结合。

经济上的包容性和依法治国能力是经济持续繁荣的两大必要条件，中国需要通过深层次、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升经济包容性，促进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转变，同时进一步提升依法治国能力，构建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阶段，通过开放倒逼改革是可行和必要的，当前国内经济社会所出现的深层次难点问题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让我们更加迫切地感觉到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结合短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中美之间的竞争很可能将是长期的。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强国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竞争。

对于中美两国而言，建基于制度和人才竞争基础上的科技方面的竞争，其冲突性和对抗性恐是增强趋势。面对这一局面，课题组认为，中国应对之道需注重基准四最：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周云 实习编辑：李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