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小伙喻阳洋去年来到上海，在浦东新区从事外卖配送工作。7月11日上午9点多，他上线接单之前，先骑着电动车去参与社区组织的义务献血，没想到刚出门就遭遇了车祸。一辆SUV将他撞倒后轧伤了他的小腿。

车祸导致喻阳洋胫骨骨折，手术费需要8万元。由于事发时喻阳洋的电动自行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交警认定其承担事故责任的70%，因此他的医药费只能通过自己的保险进行理赔。但由于长期在外务工，喻阳洋的城乡居民医保已经断缴好几年了。

在这种情况下，喻阳洋第一时间想到了自己每月工资中会固定扣除的一笔210元的保险费。他告诉记者，自己是一名饿了么的“专送骑手”，但实际上是和一家名为“上海涵百物流有限公司”的第三方平台签约的。

车祸发生后，喻阳洋第一时间与自己所在的站点联系，但站长表示，事发时喻阳洋没有上班，因此保险无法生效。

根据站长的说法，公司为“专送骑手”购买的保单只有在他们每天开始接单后才能生效。但对于这样的说法，喻阳洋表示不理解。“5月份，我干了20天，有10天没有上班，保费还是一样的210元。如果是我有出工才有投保，那为什么每个月的保费是固定的呢？”

记者查看了喻阳洋手机接单应用里的投保记录，一份是保障方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新型职业伤害保障”，另一份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人身伤害及第三者责任险。两份保单都是按日投保，且均要求被保险人在执行订单任务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才能获赔。

喻阳洋7月11日当天因为没有接单，所以系统没有生成保单。最新的一份保单停留在7月10日。

对于保险的细则，喻阳洋一无所知。记者请他出示与公司签订的合同，他也拿不出来。“当时签完（合同）公司没有给我，我也没拿。签的时候就是他（站长）让我签哪里我就签哪里，没仔细看。”

根据喻阳洋的工资单和工作群内的聊天记录，公司的确是每月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固定金额的保费，而且今年5月起，保费还从每月170元涨到了210元。

骑手每月出勤天数不固定，既然是按日投保，为何每月从工资中扣除的保费金额却是固定的呢？记者试图与公司和站点联系，结果电话一接通就被挂断了。

记者又来到喻阳洋所在的站点。一名工作人员先是表示站长在办公室，但当记者说明来意后，对方又立刻表示，要去看一下站长在不在，并拒绝和记者就喻阳洋的情况进行交流。

外卖骑手与平台以及第三方公司之间究竟是何种用工关系？骑手当日接单后保障方才生效的做法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法律援助律师初杰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专送骑手通常是和一家与外卖平台签约的第三方公司签订合同，但是大概率是劳务合同而不是劳动合同。这些劳务合同往往会明确提到，骑手与饿了么或者美团这样的平台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和劳动合同相比，劳务合同对员工的约束更松散，同时，签订劳务合同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所以一般公司不会给签订劳务合同的人员配置城镇职工保险。

通过查询法院判决书记者发现，过去三年内，因为理赔纠纷，上海涵百物流有限公司数次与外卖骑手对簿公堂。可见，喻阳洋的遭遇并非个例。

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十多位骑手，发现公司为他们购买的保险类型与喻阳洋的几乎一致，但能说出保险大致内容的人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出现意外，骑手想维护自身的权益就很被动了。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认识了一位曾在送餐期间遭遇交通事故的骑手周马强，他也在涵百物流做过“饿了么”的专送骑手。他在今年3月送餐时遭遇车祸，手掌的三角骨骨折，但站长的回复依然是“报不了”。

周马强对此将信将疑，他尝试使用了“新型职业伤害保障”中的“一键报案”功能，在顺利进入保险理赔流程后，他才发现站长所说的“报不了”并不合理。

“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是我国从2021年开始试点、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推出的保险，要求平台企业按单计费、按月缴费。由于公司一般不会给签订劳务合同的人员配置城镇职工保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往往没有城镇职工保险中所含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人社部推出了这项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保障，保险的内容与工伤保险较为接近，也是保障劳动者在工作时因工作原因造成的损失和损害。保费无需劳动者承担，而是完全由公司承担。

今年六月，周马强转为众包骑手，保费从按月扣除变成了按日扣除，每日保费2.5元。除了保额有所降低，保障的内容与喻阳洋的那份保单几乎一致。

如果保障内容和出险机制相同，那么涵百物流按日投保却按月扣除固定保费的做法合理吗？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徐毅向看看新闻Knews记者表示，有可能该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统包的总合同，根据每日实际出勤的人员来按天购买，所有外卖骑手一起分摊保费。

2015年，周马强曾在其他平台做过一段时间的骑手，当时公司为每一位骑手都缴纳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但一年后，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就将所有的外卖骑手转为外包，由第三方公司来运营管理。

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后，这些外卖骑手每年自费投保的支出肉眼可见地上涨。不少人因为长期在外务工，自以为已经有了一份保险，就想当然地断缴了户籍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日常的保障也因此留下了一个“缺口”。

最需要被保障的群体，却往往最容易因为各种原因而落入政策的“缝隙”。平台将劳务层层外包，风险与责任随之被转嫁；自以为有了一份保障的劳动者，却因为认知的局限性，让自己失去了一道“保护屏障”。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钟仁耀表示，该问题的核心在于现行法律需要进一步突破。“《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没有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企业的关系视为劳动合同关系，这就导致了当劳动者需要得到保障的时候困难重重。只有在意识上突破、修改法律，将劳务关系和事实劳动关系也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才能要求企业正常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截至记者发稿时，喻阳洋已经委托父亲在其户籍所在地补缴了城镇居民社会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