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进行了一次对话，两位谈到了美国国内的一些问题，并探讨了全球化。在12月14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张维为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共同就此展开了演讲与讨论。

张教授和斯蒂格利茨探讨了美国进行改革的难题，其一就是过度的法条主义，或者说是法治系统的僵化。比方说，美国公众普遍希望更好地管控枪支，但这就要修宪，修订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但美国修宪的门槛非常高，要国会两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然后要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所以美国政治已经高度极端化了，这种要求实际上根本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动必要的改革呢？

斯蒂格利茨的回答很有意思，他针对张教授讲的控枪问题说，美国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增加大法官的人数。宪法关于持有武器权的第二修正案的解释是一百多年前才形成的，你可以对这项修正案做出不同的解读，但斯蒂格利茨也指出，美国这种遇事就要研究或者问当年立法者的意图，这些立法者当年都是奴隶主，用他们当年的认知来指导21世纪的美国是非常荒谬的。

张教授的感觉是，斯蒂格利茨在建议一种在美国推进改革的方法，就是通过增加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对美国宪法的有关内容作出有利于改革的一种解释，是美国特色的一种改革方法，但他对此并不十分乐观。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司法制度问题在于没有中国人所讲的“政道”观。

中国人的“政道”观就是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这是一个“道”，用“道”来管“术”，所以法律该修改是要修改的，该调整就要调整。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如果没有“政道”这个理念，只有法律条文，美国的改革将很难推动。还是以控枪为例，美国步枪协会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之一，每年都砸重金游说美国国会议员，阻挠任何关于控枪问题的讨论。这种公开的金钱政治使具有广泛共识的问题也很难进入美国国会讨论的议程。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