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中国由此踏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上海承载着非凡的使命，彰显着特殊的担当。那么“排头兵、先行者”的定位是怎么来的？上海又是如何做的？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之路。

第四集：“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

主持人：现在，我们要办理各种公共事务，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去社区事务受理中心。这一现象背后其实蕴涵了一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深刻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前，单位几乎包揽了大部分社会职能。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单位体制渐趋弱化，社会事务重新分解并回归社会，出现了许多政府行政职能无法涵盖的新领域，以及行政化方式不适合处理的公共事务与社会需求。

彭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是全国最早探索社会组织专业化、法治化、社会化道路的地区之一。1996年在浦东建成的罗山市民会馆，它由政府和基金会共同投资，由街道与社会组织合作并由该社会组织独立管理。罗山市民会馆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委托管理模式，拉开了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序幕。各类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体系中，逐渐形成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共治格局。

主持人：城市发展“为了谁”，这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在社会主义中国，答案毫无疑问是：人民。成为全国民生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是上海当好“排头兵、先行者”的题中应有之义。

曾经，上海有80万个马桶，80万个煤球炉，公交车上每平方米能站12个人，一家5口挤在14平米的房间。“大上海，小蜗居”成为当时上海市民居住情况的真实写照。

任远（复旦大学教授）：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逐步恢复成为东亚具有领先地位的巨型城市，并且确定了继续成长为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从1978年到2015年，人均GDP从2500元（人民币）左右，增加到10万元（人民币）左右，大约增长了40倍；6岁以上的人群平均受教育年数，约从7年增加到了11年；人均预期寿命从73岁增长到了83岁。由此可见，上海的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主持人：随着浦东新区的开放，上海对人才的需求量大幅提升。同时为了鼓励外省市单位和个人或境外人士在沪购房，1994年2月上海推出“蓝印户口”政策。

任远（复旦大学教授）：上海自古以来就是移民城市，有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大量人口迁移流动，上海也较早开始了户籍政策改革。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实行的“蓝印户口”政策，就是我国户籍制度较早的改革创新。上海也是我国最早开始实施居住证制度改革的地区。从2009年开始，上海实行户籍新政，推动居住证落户制度的改革。可以说上海的户籍政策一直在进行着改革探索，其间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有所波动。当前上海也在继续推动着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的户籍制度和政策的改革与实践。

主持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轨，传统的一级政府管理模式越来越难适应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通过开展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上海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1996年，上海提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区管理体制，并率先探索“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的社区新体制，进一步扩充街道人财事权，并率先建设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核心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推行标准化建设。

彭勃（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这意味着原先高度集中的管理权力开始分化与下放。由此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城市基层从过去政府为主导的“管理”逐步转变为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主持人：实践证明，在民生领域的持续投入不仅没有成为上海的负担和压力，还转化成城市优势和吸引力。同时上海在民生和社会治理领域的探索和创新，也为中国的城市治理现代化积累了经验、提供了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