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南京博物院《江南春》图卷流失事件调查结果公布。从5幅画作流转情况和相关涉事人违规违法情况看，这远非一起孤立的文物管理事故。它揭开了中国文博系统一个深层、顽固的隐疾：在“文物国有”的法律外壳下，还有不少人包藏着一种将文物视为单位或行业可处置“宝物”的陈旧文化心态。他们还没有完全认同和消化博物馆的现代治理逻辑——馆藏文物是不可侵犯的“公共遗产”。

纵观事件始末，从违规签批、账目篡改到监管失察，每一环节的失守，表面是制度执行不力，根源却是责任人将馆藏珍品视作了系统内部可调剂、可利用的“资源”。这种心态，与历史上皇家收藏、民间秘玩的“宝物”管理思维有着隐秘的联系，却与现代博物馆作为公共信托机构的本质格格不入。捐赠文物被随意“剔除”，是将社会公众的慷慨托付，贬低为可流转的普通物件，彻底背弃了捐赠契约所蕴含的公共信任。

再厉害的机关，守门的若是起了异心，也是白搭。《江南春》图卷事件是一面镜子，照透的不是一幅画的真伪疑云，而是伸向文物“公产”的贪手和转移文物的“鼠洞”。贪手该抓，“鼠洞”当堵。

此次事件中，大部分网友更关注“管理失职”“职务违法”而非“文物真假”。这与事件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博物馆公信力受影响有关。公众担心的是整个文博管理体系是否可靠、守护公共资产的“规则”是否存在漏洞。另外，判断一个流程是否违规、管理是否混乱，公众依据常识和公开信息就能参与公共监督，而判断一件文物真假需要很高的专业门槛。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大幅提高处罚力度（单位最高可罚1000万元），并明确了“双罚制”，既罚单位也罚责任人，这固然是法治的进步。但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宝物管理”的文化惯性，再严的法则也可能沦为文物硕鼠寻找规则漏洞的游戏。修补信任的关键，不仅在于加密制度的铁笼，更在于重塑整个行业的职业共识：每一件入库文物，无论级别高低，都是交付给专业机构的公共遗产，其处置权永远不属于任何个人或单位，而属于法律与历史。唯有如此，博物馆才能真正成为穿越时间、守护集体记忆的文化圣地，而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物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