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6日《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对“西方中心论”进行解构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谈了一点感想。

中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个疑古派，代表人物是顾颉刚、钱玄同等历史学家。他们全面地质疑中国先秦以前的历史，全盘地否定中国的远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华文明的历史称之为神话。当然，随着中国崛起、中国考古发掘大量新的发现，这个学派的影响早就式微了。实际上中国史学有个传统叫做信史，也就是说把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地下的文物结合起来，互相印证，来成为真正的信史。张教授就想，我们的史学家能不能采用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标准去考证一下古希腊的历史？我们崛起的中国不能老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讲实事求是。我们至少应该有个大致一样的标准去考察欧洲的历史，考察古希腊的历史。古希腊的历史中究竟多少可以被称之为信史，我们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西方学，形成自己的古希腊学，要为此打下基础。

 
比方说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全集已经出版了十卷了，它最早的版本到底在哪里？张教授请教了一位史学界的朋友，他说现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残片是德国考古学家在1890年发现的写在纸草上的文献叫做《雅典宪章》。这个编号是叫纸草131。那么纸草是古埃及人发现的一种植物，去掉水分之后可以用来写字，所以有一些文献保留下来了。现在考证下来，《雅典宪章》大概是公元二世纪初期时的一个作品，但现在还没有最后确定，它究竟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还是他学生写的。所以这个作品没有编入亚里士多德全集，这个文献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其他亚里斯多德作品的版本大都是12世纪以后的，也就是说离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至少有1400年了。据说当时中东地区有一个叫“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翻译运动，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但现在好像阿拉伯文的版本也找不到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典籍如《左传》、《汉书》等，虽然坦率讲也是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才开始普及，但我们现在出土的一手的文献非常之丰富，明显比欧洲要多得多，要早很多。比方说我们的老子有湖北郭店村的楚国竹简；我们的《道德经》有西汉初年的马王堆的帛书；我们的《论语》有河北定州的西汉竹简；我们的《尚书》有清华竹简。这些都是公元前三世纪、四世纪、五世纪的东西，离我们古代先贤生活时代非常近。

张教授不是史学家，更不是古希腊历史的专家，但他认为用对中国史学同样的要求来要求西方史学来研究古希腊历史并不过分，属于合情合理。张教授个人认为我们要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轻率地否定古希腊、认为古希腊历史肯定是伪造的。古希腊历史的很多谜团还需要大量扎实的研究，中国学者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在掌握古希腊语的基础上对古希腊的一手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最终才能拿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成果。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