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院是敦煌学研究的科研单位，也是保护敦煌石窟（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北石窟寺）和其它文物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同时，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接待单位。

诸多的科研成果、考古发现、社会成就、艺术作品，背后是几代敦煌研究院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敦煌研究院里，“守窟人”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它附带着老一辈敦煌石窟人贡献一生的荣誉光环。

远行敦煌，采访榆林窟的两位新生代讲解员，听到最多的，是对敦煌石窟壁画的痴迷，是对前辈的景仰，是希望扎根石窟，为之创造新生命的信心。“我们的首任院长常书鸿先生，他明明就是在法国可以和徐悲鸿他们齐名，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画家，可以有很大的名声。但是他放弃了一切还是来到了我们这边。来西北这边自然环境也不是非常好。”常书鸿促成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他视莫高窟为“家”，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还有就是我们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他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他说生活当中再多的困苦，只要一进入洞窟当中，他就会忘掉一切。因为他已经和洞窟融为一体了，当看到这些一切烦扰都没有了。他临摹壁画，临摹得非常认真。他的作品可能在我认为所有老先生里面，应该是临摹得最接近原壁画的。而且，他论文写得也见字如面、文如其人。他的论文和我们现在很多理性的论文还不太一样。你读他的论文你感觉像在读一首诗歌，感觉你是在看一张美丽的壁画，并不是在读论文；他的语言就和他的画一样的美！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的第三任院长——我们的樊奶奶樊锦诗。她南方人能到我们大西北这边来，坚守这么多年！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坚守了一两个月估计就受不了了。但她坚守了几十年，而且和自己的丈夫也是两地分居。我们的彭金章先生不久前去世了。他们当时孩子也没有办法照顾。那时候对母亲而言，照顾不了自己的孩子，见不到自己的孩子，那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是为了这个敦煌石窟就留了下来。她的爱人彭金章先生也是留了下来，然后就一直坚守到现在。”许鑫对三任院长对敦煌石窟的贡献如数家珍，说到他们的故事，脸上常挂着羡慕的微笑。

“现在敦煌研究院已经处在和国际合作的状态当中。会通过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整窟的采集来进行VR建模。建模之后用3D打印技术，以及VR眼镜。类似于我们前一阵看的那个电影《头号玩家》那种感觉。你站在你的家里，就可以走到洞窟里面去了，只要你有VR眼镜，而且它清晰度相当得棒。还有，包括我们官微每次出的节气的小动画，它把敦煌石窟当中壁画做成动画的版本。莫高窟也不是像我们想的，冰冷的一个石窟。它官微上都能出现巡山大王乐乐！所以，这就是我们敦煌石窟艺术，另一种宣传的转变！”敦煌研究在文旅和文创方面的推进，深受年轻窟粉好感，与许鑫相仿年纪的敦煌工作者有许多人开始在工作之余开始新的创作。

“我们的王旭东院长新上任之后，他有很多的新思想。比如数字敦煌，面向全球的中英文版本的公开。因为对于以前的敦煌研究院而言，洞窟当中的这些艺术是要关起来的，是要学者才能看的；是要游客进入洞窟当中，用讲解员的手电才能看的内容。但是，王院长新的工作让石窟艺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飞进了寻常百姓家！这样更方便于我们普及敦煌石窟艺术，而不仅仅是你看一看那么简单。然后，就是和其他的一些不同领域的，但凡涉及到美学方面产品的一些合作，通过元素提取让敦煌石窟，不单单就是一张经变画、一个佛教故事、一龛佛像，而是它的每一个元素都可以单独地被使用，被提取出来，而且运用在各方面，不仅仅是一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在近几年出现得比较多一点！就让我们感觉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出现敦煌石窟艺术当中的东西！我用我们的一位学者，也是我们的一位院长赵声良先生的一句话说。‘敦煌石窟艺术是人画给普通人看的，当时就是普通人给普通人看的，就要我们普通人理解，而我们现在就在回归这一步。它不是高居在殿堂上的佛菩萨，而是人与人心灵相通的一种媒介。”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陈瑞 编辑：范饱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