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二年前，红军长征在湖南期间，中央红军负责人在渠水河畔的怀化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又称通道会议），会议促成了“通道转兵”，实现伟大的历史 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今天，参加“长征路上奔小康”网络媒体“走转改”大型主题采访湖南站活动的编辑记者来到通道会议旧址恭城书 院，重温这段历史，挖掘和传承通道转兵会议的精神，感受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追求。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最初确定，并报共产国际批准，确定转移目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为达此目的，1934年11月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就打算从广西资源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向湘西进军。

早在湘江战役之前，蒋介石察觉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发布了《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 大纲》，其意图在于防止中央红军实现与“贺、萧合股之目的”与“长驱入黔”的可能。蒋介石即令各路“追剿”军和湘、桂、黔军阀进行新的围堵，妄图在湘桂黔 边境的通道以北地域，将中央红军消灭。12月2日，蒋介石任命的“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湘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面移兵于武（冈）、新（宁）、城（步）、 绥（宁）之线”堵截，一面分兵尾追红军。12月10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在湘、桂边境的越城岭时，数十万敌军已抢先在通道以北进入阵地。

当时的敌我形势分析，如果中央红军继续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势必落入强敌的虎口之中，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如果南下广西，有五六万桂军堵截，且深入桂省， 并非中央红军的目标。因此，红军唯一的选择和唯一的出路，只有转兵西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硬要坚持原定方针，把已遭到重创而且疲惫 不堪的3万多中央红军，朝着十几万强敌的虎口里送，如果按照“左”倾领导的意见办，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关系到中央红军和党中央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中央于1934年12月12日在长征途中的通道县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 是讨论迫在眉睫的进军方向的问题。会议一开始，手握大权的李德、博古坚持要按原定方针办，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方针，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在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时指出：“贵州敌人力量薄弱，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 一边嘛！”。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酌情在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 路……”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人支持。

通道会议以通过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结束，会后军委于当晚19时半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电报，13日中央红军遵照军委命令，从通道 分两路西进，把几十万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使蒋介石在湘西消灭红军的企图破灭。毛泽东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也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 开，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条件。

通道会议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道会议”是毛泽东在长征后第一次参与中央核心决策层会议，会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纠正了路线上的“左”倾错误，赢得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及党和军队的认可。

通道转兵，中国转运。它引领党和红军突出重围，走向光明，为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最终造就了红军四渡赤水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一个个伟大的奇迹，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