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12月间的戈登路（现江宁路）29号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幢被称为“伍公馆”（伍廷芳之子伍朝枢住所）的房子内国民政府“宁粤双方”鉴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被迫开启了“和解模式”，《申报》对此事进行了长时间持续的报道，而在这些报道中“伍公馆”有时也以“观渡庐”的名字出现。

提及“观渡庐”相信不少对于上海老建筑有所了解的读者们一定都不会陌生，即是如今位于北京西路1094弄2号这幢带有英国安妮女王复兴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其在1939年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的门牌号也显示为“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1094号”。此宅因其原主人伍廷芳晚年自号“观渡庐老人”而得名，曾在辛亥革命“南北和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40年代时这里又曾先后被大新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和汇明电筒厂使用。

观渡庐

位于爱文义路上的“观渡庐”为何又会出现在东侧的戈登路上呢？带着这个问题笔者通过查阅各类史料进行了一番探寻，结果发现伍廷芳在上海居住过的“观渡庐”实则有过两处。

结合《上海市行号路图录》、《字林西报行名录》、《申报》三方面的信息可以得知如今的北京西路1094弄2号在历史上除了使用过爱文义路1094号外，还曾较长时间使用过爱文义路100号。在1908-1911年的《申报》中就曾记录有不少与之有关的信息：如在1908年时爱文义路100号就曾成为过“中国自新医院”的院址，这家医院由汪惕予在伍廷芳与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创办，是中国人自办最早的西医院之一；又如1910-1911年“慎食卫生会”也曾多次在爱文义路100号观渡庐内召开会议。另外在1908-1912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中也有见Wu Ting Fang居住于爱文义路100号的记录。

1912年3-8月的《申报》中频繁登载了拍卖爱文义路100号的消息，据此我们可以获知伍廷芳搬离此宅的大致时间，而当爱文义路100号于1913年中旬再次出现在《申报》上时，这里已经成为了“黄兴寓所”。

大陆报云作日下午爱文义路第一百号黄兴寓内开重要会议，孙逸仙（孙中山）、陈其美、汪精卫等均与会。闻（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与伍廷芳君近同由青岛抵沪…日内两方面将在上海开会。闻孙逸仙等现极愿讬伍廷芳君为南北调（停）人，袁总统遣子南下蓋有与国民党息争之意目。彼此所争者为宪法大纲即总统应否有解散国会之权…故孙逸仙等特于作日开会讨论将来会议时之条件（见1913年7月27日《申报》）。

字林西报云昨日下午有由九江抵沪之某客云彼得确实消息，九江日人与南军提携行事，自南京至距湖口附近一带皆有战事且闻日人自言颇以此次南军失利为憾。闻孙逸仙及陈其美二人仍未离沪，昨闻人云曾于租界中见之爱文义路第一百号孙逸仙及黄兴住宅所雇看门之印捕均已撤退（1913年7月30日《申报》）。

从上述报道中可见伍廷芳离开爱文义路100号“观渡庐”后，此宅在1913年“二次革命”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的战役中也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

观渡庐外立面细部

黄兴等革命党人离开爱文义路100号后，据《字林西报行名录》信息显示在1916-1934年期间曾有Ling Yung Chen在此居住（1932年后爱文义路100号变更为1094号）。

Ling Yung Chen 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查阅1924年第九卷第三号《道路月刊》时获得了重要线索，据该历史文献中一组“会员录—特捐会员”的信息显示，当时会员“林熊征”的通信地址正是“爱文义路一百号”，而根据“威妥玛拼音”的发音来看，《行名录》中显示的这位Ling Yung Chen也与林熊征基本相符。

林熊征是台湾板桥林家的重要成员之一。该家族祖籍福建漳州，自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其先祖林应寅迁居台湾地区后拉开了林氏家族在台兴旺的序幕。在此之后板桥林家在对台湾地区的发展上也作出有重要贡献，如在晚清名臣刘铭传治理台湾期间，他就曾委任林应寅曾孙林维源为抚垦总局总办，负责全省开垦事宜，后又因其在土地清丈中有功，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授予其“太仆寺卿”荣衔。

除了与刘铭传有过合作外，板桥林家还与晚清洋务派官员盛宣怀家族关系紧密。林维源在一次游览盛宣怀位于苏州的留园后对于园中景致大为赞赏，于是便效仿留园在台湾增建了“林家花园”。林维源的侄孙，即爱文义路观渡庐的住户林熊征还曾迎娶盛宣怀之女为妻，促成两家联姻，之后林熊征还在由盛宣怀创办的中国汉冶萍煤矿工厂中担任董事，后又涉足金融领域参与创办华南银行等。

除上述这些之外，林熊征还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之一，这也给“为何在革命党人离开后林熊征成为爱文义路观渡庐下一任住户”的话题增加了无限联想的空间。另外笔者还在1932年8月29日《申报》中有查到“陈宝书爱文义路一〇九四号”的记录。经查林熊征的父亲林尔康曾迎娶宣统皇帝师傅陈宝琛的妹妹陈芷芳为妻，由此可推测《申报》中的这位“陈宝书”极有可能就是陈宝琛家族中的某位成员。

观渡庐的雕花木楼梯与彩色玻璃

1935-1940年期间爱文义路1094号以“Henley House”（亨利房子）的名字在各类史料中出现，从《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的信息来看当时的爱文义路1094号似乎已经由私宅转变成了公寓楼，有不少外侨曾租住于此。

美国教员兹愿教授实用英文，取费从廉，有志研习者请向爱文义路一〇九四号薛尔夫人接洽（见1935年9月3日《申报》）。

音乐会钢琴师兹愿在本人寓所或至学生府上教授音乐请向爱文义路一〇九四号（亨利房子）廿四号房间接洽（见1940年1月6日《申报》）。

除了上述以外，爱文义路1094号也曾与著名音乐家梅百器、钢琴家裘复生之间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1946年8月8日的《申报》报道：“前工部局乐队指挥梅百器氏，不幸于本月三日病逝，享年六十有八。昨日梅氏同门，曾一度集议，以梅氏手创上海交响乐队，贡献甚巨，为继续遗志，并表彰梅氏功绩起见，允宜有所纪念，以垂永久。兹闻定于本月九日下午六时，假本市爱文义路一〇九四号裘宅，举行筹备会，商讨一切”。该报道中所提到的“裘宅”据1947与1949年两版《上海电话号码簿及购买指南》中的信息显示其住户正是钢琴家裘复生。1946年11月初，傅雷与裘复生、杨嘉仁等共同发起追悼梅百器的音乐会，而在梅百器生前，他也曾作为过傅雷之子傅聪的钢琴老师。

观渡庐的雕花木楼梯

回过头再来梳理有关伍廷芳另一幢“戈登路观渡庐”的往事。1913年1月之后的《申报》中开始出现大量有关“伍廷芳与戈登路3号”的报道，笔者结合《字林西报行名录》中的信息发现这处“戈登路3号”与文首提到的那处“戈登路29号”为同一地址（1923年时该地址由“戈登路3号”变更为“戈登路29号”），其地点大致位于紧贴爱文义路100号（即后来爱文义路1094号）“观渡庐”的北侧，西邻同为伍氏家族投资建造的现陕西北路太平花园，在伍廷芳伍朝枢父子居住此宅期间，这里同样也被称作“观渡庐”。

《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中的戈登路29号（蓝圈中）、太平花园（橘圈中）、爱文义路1094号伍廷芳“观渡庐”旧址（红圈中）

如1916年7月22日《申报》报道：“今晚八时寰球中国学生会假座戈登路三号观渡庐开交谊大会，现已布置完全”；1922年10月7日《申报》报道：“伍朝枢昨乘威尔逊总统号船自港到沪寓戈登路三号观渡庐”。

1931年10-12月间的戈登路29号万众聚焦，此事的起因源于同年因国民党内部派系纠葛而引发的“宁粤对峙”。1930年取得“新军阀混战（中原大战）”胜利后的蒋介石为巩固自身统治需要于不久后提出了《训政时期约法》（其核心在于把国民党的专政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改变原来“五权分立”的体制，此举一旦实现，那蒋介石个人的独裁必将会大大增强），原本对此信心满满的他却不想在1930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遭到了国民党元老、粤系首领、时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强烈反对，一怒之下的蒋介石遂将胡汉民于1931年2月软禁了起来。此举无疑使得宁粤两派原已存在的矛盾被进一步激化了出来，各路“反蒋人士”于当年5月齐聚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并以汪精卫为主席以示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蒋介石对此自然也是毫不退让并打算以“杀胡汉民”来作为对于反对者们的回应。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期间还曾发生了“刺蒋刺宋（子文）”两场大案。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得宁粤双方迫于时局再次坐到了和解谈判桌前，而此次谈判的主要地点之一就设在当时粤方代表伍朝枢戈登路29号的住所中，期间双方就“国联是否能就日本侵华出面主持公道”、“双方为国难计谋求外交之一致行动”及“结束宁粤双方对峙”等诸多事宜展开商议讨论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1934年伍朝枢去世后戈登路29号在再次变更为243号的同时，新沙逊洋行买办沈吉成之孙沈延龄成为了这里下一任的主人，他在此居住约四年后又迁往现陕西北路549号居住。1938年后这里又成为过“美国兵营医院”，现此宅已经不存。

上述所挖掘出的这些为进一步完善“观渡庐”的历史又增添上了一块重要的史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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