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人民广场南京西路间，一幢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金顶大楼”在众建筑群中显得格外醒目并即刻映入眼帘，它不但拥有着华丽的外表，更是蕴含一段振兴民族实业的历史，这就是本章笔者所要为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大厦与民族实业家吕岳泉的故事。

原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大厦（一）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主要创办人吕岳泉出生在浦东川沙的一个船工家庭，幼年时的他在私塾中念了两三年书后便因家庭贫困而无奈辍学，吕岳泉稍长后即由伯父带到上海并被介绍到一位英商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家中帮佣，由此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与当时一般帮佣者只为赚钱糊口的生活态度不同，吕岳泉则把这份看似并不起眼的工作当成了一个自我学习提升的平台，通过他自己的聪慧与努力，吕岳泉在平日里的”耳濡目染”中不仅学会了常用英语，而且还初通了保险业务，可谓进步神速。不久后，机会就降临到了这位勤奋的年轻人头上，有一次吕岳泉的主人，也就是那位在永年人寿保险公司任职的经理因需要招聘一位工作助手但又苦于在众应聘者中无合适人选，于是他便想到了站在一旁的吕岳泉并询问他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吕也就此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欣然接收了主人的这项“邀请”，结果果不其然，吕岳泉不仅为主人维系巩固了许多老客户，而且还为他招徕了不少新客户，洋经理对此甚为满意，数年后吕岳泉以自己突出的工作业绩升任永年南京分公司经理，他的施展空间也由此打开了局面。

位于广东路四川中路西南角的原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大楼

晚清两江总督端方是吕岳泉早年创业中一位比较关键的人物，某日，已身为永年南京分公司经理的吕岳泉在朋友的介绍下面见了端方，端方在高兴的表示希望吕岳泉能够再接再厉的同时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的进行了投保并还鼓励其下属纷纷参加保险，由此吕岳泉开始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高端客户群。1910年具有国际博览会性质的南洋劝业会在南京举行，吕岳泉又借此良机通过参展及大力宣传从而使得他的业务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此时的吕岳泉已不甘心再为洋人谋事，在当时振兴民族实业浪潮的感召与影响下，他已有十足的信心与把握开办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

吕岳泉

吕岳泉的这一梦想在不久后的1912年即变成了现实，在当时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纷纷入股下，由吕岳泉、徐绍桢、王人文、沈仲礼、朱葆三、顾棣三等人发起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当时上海的外滩30号规矩会大楼内开业并从此进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步上升期。

纵观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开业后蒸蒸日上的主要原因，笔者将其总结为注重人才培养、重视业务宣传、勇于拓展市场及吕岳泉自己的长袖善舞四点：

在“人才培养”上，由于当时国内保险业人才极度匮乏的原因，吕岳泉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开业初期也曾经试图通过高薪聘请外国人才担任要职的方式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但同时吕岳泉也深知在中国人中选拔培养保险业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在他的精心培养下，诸如经乾堃、周大纶等数位专业性人才在华安的日常工作中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步发挥出他们的作用，“一战”爆发外国人才被应召回国参战后，这些由吕岳泉一手培养起来的中国人才终于走到了华安公司舞台的中央。后来随着华安公司规模的扩大以及对于人才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华安于1924年还开办过人寿保险函授科，通过对于人寿保险原理、保寿种类、招徕学、商业道德等各科目的教授为公司培养出了更多的专业性人才。

在“业务宣传”上，保险业作为当时在国内的一个新兴产业可谓在那个年代中潜力巨大，为了能将华安合群保寿公司的业务延伸到更多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普通民众中，华安公司在开业不久后即通过编印《华安杂志》及运用新闻舆论等方式来向更多的民众介绍保险的意义，保户一有事故发生一经查实立刻赔付并加以宣传，从此越来越多的人纷纷慕名而来向华安公司进行投保。

在“拓展市场”上，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上海站稳脚跟后，不仅积极在国内各地设立分公司，而且还勇于向国外开辟新的市场，从1925年起，华安公司鉴于东南亚各国华侨较多的优势主动进军东南亚市场并在数年后收获成功。1936年吕岳泉还亲赴巴达维亚（现印尼雅加达）等地视察营业情况，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华安的声誉从此走出国门。

除了上述三点以外，吕岳泉自身的“长袖善舞”也是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开业后能够取得持续较快发展不可或缺的原因之一，在吕岳泉的朋友圈中，除了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的徐绍桢、王人文、沈仲礼、朱葆三、顾棣三以外，还有王一亭、陈英士、樊增祥、萨镇冰等，皆是当时国内的知名人物，就连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与冯国璋亦曾担任过华安公司的董事，吕岳泉的这些人脉着实为他的华安公司助力不少。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在当时的外滩30号开业后曾先后迁至江西路31号，北京路11、64号等地办公，为了能够给客户展现出一个稳定安全的形象，公司于1922年时在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104号）置地造楼，新楼由当时在上海建筑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的哈沙德洋行设计，江裕记营造厂承建，外立面呈现为三段式，底层与二层间由六根多立克式柱子撑起，显得气魄雄伟，二层进门后那个带有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气息的大堂尽显繁华让人流连忘返，建筑顶端中心设有的金顶塔楼分为两层，分别由科林斯与塔什干柱子装饰，中间安装有时钟，华安新楼于1926年竣工，竣工后二层被作为华安公司的主要办公地，三至八层则被用作公司副业华安饭店的经营之用，随着这幢金顶大厦的落成，华安公司也迎来了属于它的顶峰时期。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大厦旧照

原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大厦内景

可能是华安大厦内常设华安饭店的缘故，故而在这幢大楼中也曾经留下过不少名人的印记，作家鲁迅、茅盾，教育家王伯群、名媛保志宁，出租汽车大王周祥生等都曾“光临于此”。

1930年5月29日，左翼作家联盟曾在此召开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鲁迅和茅盾都出席了这次会议。据马学强主编《上海城市之心—南京东路街区百年变迁》一书中引用史料所述：鲁迅在讲话时没有稿子，它说：“伟大的作品一时无法产生，不伟大的作品此刻还得有。批评家标准提得太高，创作家就不敢下笔，这是不对的。历史不能脱节，伟大是在历史的继续中成就的。”茅盾也说：“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曾）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深刻“。

鲁迅

茅盾

愚园路长宁区少年宫中那幢童话城堡最初的主人教育家王伯群与名媛保志宁的故事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大夏大学校长与校花在婚前的一次重要见面就发生在华安饭店中，据汤涛编著《人生事，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一书中所述：王（伯群）校长也是我（保志宁）素所景仰的人，心里想，先做一个朋友也不要。于是，就由欧（元怀）副校长和欧师母在华安饭店请王校长、先三叔婶和我吃晚饭。当晚晤谈甚愉快，宾主尽欢。

愚园路长宁区少年宫

王伯群与保志宁

要说到在旧上海出租汽车领域内的知名人物，那周祥生一定是一位不可不提的人物，他与他的祥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在那个年代中长期坚持服务乘客的理念，在当时上海的出租汽车领域内创下的良好的口碑。周祥生为了能够在乘客叫车后立马“有车驶达“，他在当时服务站点的设置上也是动足了脑筋，他通过自己乘车或步行在上海各大马路间穿行，看哪里客流大就想方设法的在那一带或附近增设出租汽车服务站点，结果在当时不大的上海市区中共设置了22处服务站点，基本做到了乘客有求必应。一次周祥生和他的”竞争对手们“在华安大厦内相约打赌，在各位老板同时叫车后看哪家的出租汽车最先到达，结果在话音刚落未多时后周祥生的祥生出租汽车便”一马当先”抵达了华安大厦门前。这个故事在前几年曾被引用到纪录片《百年商海》中。

周祥生

正当吕岳泉继续规划着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未来的美好愿景之时，日本侵略者的到来打破了他胸中的“宏图伟业“，从1932年”一.二八抗战“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再到之后日寇对于中国内地的全面入侵，华安公司随着战争的深入营业额日益衰弱，赔付额也有增无减，吕岳泉在一片惨淡中苦苦支撑着他一手创建并且曾经辉煌一时的华安公司…1953年吕岳泉病逝后，他身后的华安公司也至此基本走到了终点，不免让人深感惋惜。

华安大厦中的华安饭店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约一年半后出租给由香港华侨经营的金门大酒店（金门大酒店在华安大厦原八层基础上再加盖一层），该酒店后在50年代时更名华侨饭店，90年代后又恢复“金门“原名直到现在。

原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大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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