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变幻半世纪，中日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50年前，中日双方是如何打破重重阻碍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姜跃春、《日本华侨报》总主笔蒋丰，在《环球交叉点》节目中透露了几个当年的故事：

廉德瑰：为什么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大家都说中美关系的和解，是一个重要的背景。但是这个并不等于美国就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恰恰相反，是中方和日方共同努力，冲破了阻力。因为田中角荣访华之前，是到夏威夷和尼克松见了面的，是向他交了底的，中日邦交要正常化尼克松告诉他的底线就是说，你们可以恢复和解，但是千万不要建交。但是田中角荣最后还是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除了美国的阻碍之外，日本国内还有右派在阻碍。日本国内那些亲台派是极力反对的。大平正芳当年决定到北京来，跟田中一起来之前，坐新干线到选区的时候，大平正芳就跟记者讲，他说我跟你这次坐新干线，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我可能这一趟去了之后，回来可能就要被暗杀了。他是写了遗嘱，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政治风险、生命危险的，是双方领导人克服了巨大障碍才实现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这些障碍都存在，但是难道这些障碍存在，我们中日关系就停滞不前了吗？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姜跃春：本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明显转折，第一个事件是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出现了逆转，中国从过去的第三位，GDP总值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日本持续接近几十年的世界老二，这个地位被中国超越了，这对于日本心理上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另外，在两年之后，2012年日本把中方的钓鱼岛搞了“国有化”，这个事件对于双边关系的打击起到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袁鸣：蒋丰老师，您觉得干扰中日关系的一些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

蒋丰：核心问题是三大问题，一个问题是战争的历史责任问题，一个问题是台湾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所谓的“人权问题”，应该说这是中日关系的三大障碍。所以中日关系50年来是在不断排除干扰下进行的，中日关系50年是要不断站在历史的高站位上才能够解决的，什么时候不排除干扰了，什么时候不去站到高位了，那么中日关系就要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