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当地人总喜欢和外人说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出差去大城市，北京这样的地方，人家问我们哪里来的，我们说榆林，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说自己是神木人，对方就立刻表示知道，还会加一句“你们一定很有钱”。

神木县是榆林市下属的11个县之一，距榆林市区近200公里。财富的泡沫在2008年之后，随着暴涨的煤价，被迅速吹大，又在随后的2013年，被暴跌的煤价捅破。

而同时破灭的，还有当地的民间借贷。

神木县街景

“利息没了，本也没了”

我们在神木的街上遇到杨胜平，55岁的老杨现在是当地宾馆的一名保安，之前在煤矿工作，“我是个打工的，原来在煤矿上，我这一辈子就在煤矿干的，挣这点钱。现在利息没了，本也没了。”

几年前，杨胜平学着身边的人，一起参与了民间借贷。他把52万元的全部积蓄借给了2个朋友，约定2分5的利息，也就是30%的年化利率，而同期央行的基准利率仅为5%到6%。然而在按时拿了一段时间利息后，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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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老杨的朋友开始拖欠利息不给。而到了今年，情况则变得更加糟糕——那个借了18万的朋友跑路了，找不到了。“去法院起诉了，调解了，叫一个月给2000，剩下的今年8月份全部清，现在他是一个月2000也不给。这些天找不到人，说是有病了，北京呢。”

而借了34万的那个借款人，虽然没有跑路，但却也不还钱。“她说没有钱，说有了就还，没有就没办法。即便要去法院起诉，起诉我们连起诉费也没有。”

杨胜平家中别人用来抵债的家具

杨胜平家中一角

老杨现在独身一人住在一个20平米不到的仓库里，房间里堆满了别人用来抵债、但却根本卖不出去的家具。

而他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神木县的普遍情况。走在神木街头，随便找个人，一问，基本上都参与过民间借贷，毫不夸张。记者走访了当地两家最有名的律师事务所，所里的律师平均下来，一人手头现在有50-80个民间借贷案子，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地一位不愿出镜的律师这样和我们说，在神木，律师如果不接民间借贷的案子，还做什么？

神木县街景

当这些高利借贷的案子打到法院去，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两种。一种就是老杨遇到的情况，找不到人，此类案件虽可以提请公安介入，但据记者了解，由于数量太大，公安根本忙不过来。第二种情况则是找到人了，但是对方声称自己没有钱，或者索性就明说，有钱也不还。

讽刺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案件暴露出来，神木县当地人已然“久病成良医”。陕西英培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波告诉记者，“现在的话，绝大部分都不请律师了，因为他们自己也会打官司了。因为你第一次不会，第二次不会，跟着律师跟上三次，你自己就会了。在法庭上怎么说，程序全懂了。”

成也煤价，败也煤价

民间借贷危机的始末与煤价走势息息相关。中国煤价在经历了“黄金十年”后，从2012年开始下跌。到了去年底今年初，煤价跌到了历史最低价。以煤市风向标环渤海动力煤为例，发热量5500大卡动力煤的综合平均价格报收于371元/吨，而历史最高价则超过800元/吨。

雷宇是榆林市财源煤矿矿主，他的祖辈都在当地做煤矿生意。“那个时候，煤价每一天都在跌的时候，心里就当时有跳楼的感觉。过去都太乐观了，没想到有今天，谁也没想到。”

堆场一角

在煤价高起的那几年，的确各方都太乐观了，比如榆林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在这个人均收入3,000元左右的三线乃至四线城市中，楼价一度高达1万元每平方米以上。并且在当地，小户型的房子很难找到，基本上都是150平米及以上的。而现在，房价已经跌回5,000到6,000元每平方米。

然而，不仅仅是房价，煤炭的“黄金十年”推高的还有这个小城市的物价，一度甚至达到了一线城市的水平。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饭店老板告诉记者，之前一个月收入能有三十万，而现在也就是两三万。

堆场一角

正是过去几年的种种这些“虚高”，刺激了榆林当地民间借贷的发展。那时候，一张手写借条便可以随便借到几百万，而借来的钱，基本上都投到了煤矿和房地产中。

神木县一家民间借贷公司的老板这样说道，“泡沫经济太伤人了，池子越弄越大，以前神木县的人，农民也不像农民，干部不像干部。农民不种地了嘛，都进城了嘛。像现在全打回原形，该种地还得种地。现在你看这地全部种上了，所以蔬菜慢慢价格又下来了。”

煤矿运货车

当地政府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但是在多方了解后，基本可以确定的是，现阶段，榆林的民间借贷基本上已经停滞。一位接近榆林市政府的学者告诉我们，据他调研和测算，当地民间借贷的规模为1,000亿人民币左右，而这相当于榆林市去年GDP的40%。

而暴跌的煤价掩埋的，不仅仅是曾经盛行的民间借贷，还有榆林市光辉的GDP排名。

榆林市市委党校教授、市决策委员会委员曹汉武告诉记者，“我们连续5年在陕西省的排名是第一，增速是第一。从2014年以来下降比较明显，现在增速的话，在全省的排名可能是处于下游，原来是正数第一，现在是处于下游。”而雷宇所在的榆林市横山县已经变成了贫困县，“因为我们的财政比较单一，就是煤炭财政，你想煤不行，就像鄂尔多斯一样，就什么都没了。”

煤价回暖，昙花一现？

然而，让榆林市倍感欣慰的是，今年春节以来，煤价出现了一波小幅反弹。以雷宇的财源煤矿为例，煤价最低的时候，其出产的煤炭坑口价为120元，现在则涨至170元左右。而170元意味着，终于不再亏损了，但也仅仅是盈亏平衡。接近当地市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由于煤价的这波反弹，榆林今年一季度的GDP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回升。

煤炭

然而，这些好消息可能都是暂时的。对于未来煤价走势，记者采访的所有煤炭业内人士都表示并不乐观。“榆林这一段时间，煤炭坑口价确实涨了四五十块钱，但是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秦皇岛、天津港，就是港口煤，他的交易价格实际上也就是变动了不到几块钱、十块钱。” 榆林煤炭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郑伟这样说道。

榆林煤炭交易中心堆场

那么，为什么坑口价和港口价的涨幅之间会有这样大的差异？因为中央的去产能政策。去产能政策给国内每一个煤矿重新核算了产能，并且每个月地方政府都会下矿检查执行情况，所以去产能瞬间刺激了煤炭产地的坑口价格。而在下游的港口，煤炭库存仍然很大，因为电厂、化工厂、钢铁厂等需求仍然非常疲软。榆林煤炭交易中心是连接下游市场和煤矿之间的一个贸易平台，他们对于市场需求的感受最为直观。“以前我们的堆场每个月可以中转60万吨煤，但是现在10万吨都不到。”

然而，榆林市并非特例，国内的资源型城市都面临着困难。陕北的另外一座城市，延安，同样如此，而延安经济的命脉则是石油。暴跌的油价导致2015年上半年，延安市的GDP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2.2%，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而延安市统计局官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延安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了7.4%。

榆林和延安两座城市，现在都在进行转型，然而，能否转型成功，似乎没人能给出一个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