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已过百日，其治下的美国对华战略路径也日趋明晰。

虽大体上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强硬”姿态，但拜登政府仍选择了有别于其前任的战术路径，尝试以国内建设和联盟政治为支点，推动形成“竞合”为主基调的中美互动。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两国代表于3月中旬在美国阿拉斯加展开了会谈，将“外交”这一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一度沉寂的重要元素重新带回人们视野。

尽管拜登政府已经呈现出修复中美外交渠道的意愿，但美国驻华大使这一关键的“桥梁性岗位”却始终保持空白。

5月27日，根据美国新闻网站AXIOS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拜登政府对驻华大使岗位人选的审核已达到最后阶段，拥有27年职业外交官经验的“外事老兵”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或将成为该岗位的最终人选。

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

可以说，无论是人选本身，还是这种“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遴选过程，均能够侧面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深层考量。

自特朗普政府推行全面对华施压战略以来，美国驻华大使岗位一度被华盛顿政治圈视为“烫手山芋”；承担这一职务意味着将自动“站在白宫政策的前线”，背负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2020年10月，在中美关系因受到新冠疫情和总统大选等因素跌入最低谷时，时任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Terry Branstad）黯然卸任。此后，傅德恩（Robert Forden）出任临时代办，驻华大使的岗位自此出现长达半年多的空缺。

若是伯恩斯的任命最终得到确认，那么此次任命无疑再次契合了拜登政府的总体用人原则。早在竞选期间，拜登就曾承诺要打破特朗普政府时期的“任人唯亲”，“雇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为此，其竞选团队于2020年中旬便罗列了一张多达2000人的外交与国家安全人才名单，伯恩斯亦在名单之中。在拜登胜选后，美国媒体一度认为曾与其竞争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将被任命为驻华大使。

然而，这位从未涉足外交领域的市长最终被指派领导交通部。此后，舆论再次盛传迪士尼公司执行董事长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将出任该职，但最终不了了之。

相比这两位人选，曾先后服务于三任美国政府涉外事务、兼具外交理论和实践能力的伯恩斯若是能够获得拜登青睐，无疑是胜在了“专业”与“经验”上。

如果将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置于当前高度敏感的中美关系之下看待，伯恩斯的专业与经验则显得更为重要。4月末，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上任“百日演讲”时表示，美国“将与中国竞争，而不是寻求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曾指出，当前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将遵循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的“3C”准则。

为了实现这种“有管控的竞争”，同时也为了在推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政策时获得中国支持，拜登政府将重拾外交在对华政策中的优先地位；而作为其外交战场的“前线”，美国驻华大使馆理应由一位轻车熟路且善于斡旋的职业外交官担任领导者。

尽管如此，在冷战后美国外交事务领导权逐渐“向内收束”的大背景下，美国驻华大使这个岗位似乎再也无法发挥出应有的“创造力”了。其虽身处双边关系的第一线，但参与和制定具体决策的能力却日趋减弱，更多地沦为一名“信使”。

可以看到的是，驻华大使人选“姗姗来迟”之时，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国务院外交事务团队已初具规模，对华战略也逐步成型。而作为一名“后来者”，新任驻华大使可能无力单独应对微妙、复杂且高度敏感的中美关系。

可以预见，这位美国驻华大使与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白宫气候特使克里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坎贝尔等人在内的“跨洋协调”势在必行；而其能够在这种协调中发挥多大程度的影响力，无疑取决于双边关系的发展走势、岗位人选的个人能力、以及白宫的长期对华战略考量

(看看新闻Knews编辑 赵歆 郝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