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国人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时，又一轮“黑锅”扑面而来。

从形式上看，直接出面的是路透社和挪威，2月6日，路透社报道了所谓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通过“云端跳跃”行动入侵了挪威的Visma公司，一家所谓的管理服务供应商，以窃取客户信息。

事实上，这已不是西方媒体第一次炒作中国黑客威胁论，在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看来聚焦炒作中国黑客威胁论，恰恰折射出欧美偏执与战略焦虑。

有趣的是，挪威这家Visma公司的运营与网络安全经理，Espen Johansen，告诉路透社，“黑客入侵很快就被发现了，没有造成任何客户信息的泄露”，“但如果我带上偏执狂的帽子（想一想），这个入侵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

一个需要带着偏执狂的帽子才能想象出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正儿八经的成为了拒绝“假新闻”头衔的路透社报道的来源，变成了以“负责任”自诩的西方媒体记着认认真真去提问和挑战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依据，不得不让我想起很久之前有人写过的一本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

这个世界是不是已经真的变成了偏执狂才能生存下去的呢？是不是客观、理性、公正的西方媒体都已经带着地球去三体家浪了呢？显然不是。这一幕新闻报道不过是对中国黑客威胁论的持续聚焦和炒作，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以及得到美国情报机构信任的欧美部分新闻媒体配合美国司法部2018年12月起诉中方人员行动的后续；是火眼、“平底锅”、CrowdStrike、PWC UK为代表的与欧美国家安全以及情治机构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机构持续协同构建中国黑客威胁论的最新进展；是以特朗普核心团队为典型代表的欧美战略决策圈对华战略焦虑的集中体现。

简单回顾下历史，就知道，这个焦虑来自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从1979年以来，中国以极高的速度实现了自身的跃迁式发展，持续不断的在总量和质量上，缩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总体差距。对欧美的战略决策层来说，必须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理由，去解释这种现象。所谓正确的理由，就是这个理由必须不能威胁到欧美现存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必须不能是美国的制度问题，更不能是美国政府和政客的能力问题，必须且只能是中国作弊。所以，如果对历史不陌生，或者保有最低限度的记忆，就应该记得：人权问题、汇率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是中美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梯次出现的三个主要问题。这其实就是美国先后找到的三个解释中国快速成长的理由：第一个是人权问题，即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低人权标准基础上的发展，等到中国颁布《劳动法》一众美国公司去美国国会抱怨中国提升劳工标准导致营商环境大幅度下降之后，这茬基本上就过去了；第二个是汇率问题，即中国政府操控汇率低估人民币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伴随人民币对美元升值44%，以及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同期增长24%之后，这茬也就基本上过去了；第三个是网络安全问题，即中国发展四十年全部靠偷美国，这是从2013年至今让美国政府打着鸡血去追的议题。这是欧美精英偏执与战略焦虑的体现：他们非常清楚，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中国得以成功追赶的原因之一，在于欧美金融资本的过度膨胀以及国内供给侧改革能力的失灵，换言之，用福山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政治上的衰朽。但这是不能碰触的红线，包括福山，在2016年碰过一次之后，到了2017年，就把锅甩给了俄罗斯以及社交媒体。但中国的持续发展又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精英层的集体偏执和焦虑，以一种近似荒唐可笑的形式，投射了出来。

从2013年至今的实践看，美国在炒作中国黑客威胁时，试图同步实现三个目标：第一，塑造中国为世界的威胁，在整体上损害中国的声望；第二，强制在中美经贸不平衡问题中插入中国窃取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问题，谋求空口套白狼的谈判收益；第三，用商业窃密问题在美国国内搞政治动员，挤压中国答应接受美国的挑战，自觉放弃正常的网络空间情报活动，在中美战略博弈中获取非对称优势。

中国始终以最大的诚意，谋求建设性的解决分歧，在2015年习主席访美时，中美曾经阶段性的达成了协议；但遗憾的是，始终有美国人刻意歪曲这份协议，硬要将协议曲解成中方无条件答应了美方的全部要求；最近的这轮抹黑，其近期的直接原因，就是来自于此。

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伟大事业，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在中美网络安全关系上，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在新的领域展开的，全新斗争；仅仅拥有与人为善的良好愿望是不够的，面对虔诚的相信肌肉力量和可以为所欲为的偏执型对手，中国不仅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而且要有敢于使用实力的意志，真实使用力量的能力，以及畅通的信息交流渠道，只有这样，才能赢来有尊严的和平，才能更好的为世界人民服务，才能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迈出扎扎实实的步伐。

（作者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董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