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绍光教授共同就“中国人的政道智慧”展开了主题演讲与讨论。

西方陷入重重危机无法改革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张教授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谈了谈中国人的政道和政体观，或者叫中国人的政道智慧。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学者牟宗三先生和王绍光教授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牟宗三先生曾写过一本《政道与治道》，把政道界定为关于政权的道理，认为中国政治一直重视治道而不是政道。王绍光教授写了一本《中国·政道》，张教授个人更支持他的观点。

王绍光教授提出，中国传统非常重视政道，而西方的传统更加重视政体。政道指的是治国理政的目标和理念，关注治理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思想家对政道进行了各种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和表述。比如，国有道，君有道，政不得其道等等。而西方国家则认为政体是最重要的，政体指的是政治体制、形式和程序等，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民主还是专制的这种分析框架，他们还把这个框架硬套到中国，套到我们非常复杂的世界上，显然无法解释这个复杂多样的世界。

由于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放在政体上，注重政体，所以400多年前的时候，意大利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以后，如何读懂中国政体，成了他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他陷入了论述的困境，他采用当时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法。亚里士多德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宗的、比较好的政体，一类是变态的、不那么好的政体。比较好的政体分为三个类型，叫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后来利玛窦就发现中国有皇帝，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应该算作是君主政体，但在中国实际参与治国理政的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士大夫，这显然不属于君主群体，而更像贵族制的国家。到后来他发现也不对，中国的士大夫不同于欧洲的贵族，士大夫的地位不是世袭的，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所以利玛窦最后认为，中国可能比较接近民主政体，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民主又属于不那么好的一种政体，几乎等同于暴民政体。

所以中西方政治文化对于政道和政体的不同态度， 可能源于历史上双方治理版图的差异。从人口规模来看，古希腊多数的城邦大概只相当于中国村镇的规模，某种固定的政体也许就可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但中国的国家规模一直比较大，所以政治家很少会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政体，而是把重点放在执政的目的和理念，并围绕这些形成自己的制度安排，所以历史上中国的朝廷会根据不同时期的状况，有时候强调法治，有时候强调礼治，有时候强调无为而治，有时候强调多管齐下等等，但总体上看，中国人显然把政道放在政体之上。换言之，治国理政首先要把政道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建设政体、改革政体、完善整体，而不是相反。这种政道思维无疑是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智慧。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