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都是有偏见的，而在疫情以来，这样的偏见越来越深。在9月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郑若麟老师分享了自己在法国的经历。郑老师在法国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常驻记者，亲眼目睹法国从媒体到政界，是如何怀着严重的偏见来看待中国的。他经过长期研究，分析出法国媒体和政界对中国的偏见没有例外，全部来自显性和隐性两个原因。

显性的原因大家都明白，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几乎唯一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而对于法国这种西方国家来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没有通过西方式的民选选出国家领导人，那么中国就是“独裁”的、是“专制”的，就成为西方媒体和政界认识中国的前提条件。因为不是用西式民主选举出来的，所以中国政权就是“不合法”的，得不到民众支持的，因此在中国发生的任何民众事件都是民众为了反对政府而爆发的。因为是“专制”的，因此中国的新闻就不是“自由”的。既然不是“自由”的，那么中国媒体上所谈的中国就是“误导性”的假新闻。因为是“专制”的，所以中国发生的一切都要反过来理解，都要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比如，中国在面临新冠病毒疫情来袭的时候提倡戴口罩，到了西方，这就成了“政治不正确的”，是“不自由”，是“强迫”。于是，西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直到西方的疫情严重泛滥以后，才不得不接受戴口罩是最有效的防疫措施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正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法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有三个极其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假新闻甚嚣尘上；第二，是客观性实在太差；第三，是蓄意误导性的新闻俯拾皆是。在法国媒体上出现的有关中国的新闻中有太多假信息，比如说法国最近的《费加罗报》，又在7月17日以“网络攻击，信息编造，产业监控，中国间谍的三大攻势”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中国在法国的间谍活动问题。

这就让郑老师想起自己在法国20年，有关中国间谍的报道可是太多了。2005年有一个“李李案”，一个来自武汉的20多岁的单纯女大学生，被描述成精通五门欧洲语言的超级大间谍，结果调查完，完全是子虚乌有。还有2011年的雷诺电动汽车公司的间谍案，声称中国方面花了巨大的间谍力量，盗窃法国的电动汽车先进技术，事后证明是它的安保主管监守自盗。到今天，为什么这类假新闻还在继续，因为这类新闻极富戏剧性，可读性极强，吸引读者。更重要的是因为说“中国搞间谍”，在政治上是非常“正确”的。最近这几天，在新疆问题上又是出现了种种报道，完全是虚假的报道，就是因为有人说中国在搞“集中营”。法国左翼的《解放报》甚至在头版头条用了整整一个版说，“种族灭绝正在进行中”。张维为教授在节目中已经有力地驳斥了这个谎言，但是它照样在西方盛传。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西方人老是强调新闻的自由？因为新闻自由包含着捏造、传播假新闻的“自由”。而对于我们来说，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才是新闻的永恒生命力，这是第一。第二，法国媒体涉及中国报道时，客观性实在是太差太差了。当一个法国人只通过法国媒体来认识中国的话，那非常明显，这个法国人会认为中国简直是一个无法生活的国家。郑老师在法国的时候，经常碰到法国人说，真同情你，你是来自中国的，你受苦了。确实，很多法国记者在报道中国的时候，眼睛永远只盯着负面新闻。第三，蓄意误导性的新闻在法国媒体上严重存在。什么叫“误导性”新闻？指的就是法国媒体不顾最基本的事实，而将发生在中国的事完全按照他们的理解来描述，蓄意误导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这是导致法国民众对中国普遍存在的非常严重误解的最重要原因。

以上说的是一个显性的原因，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与法国不一样，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一个隐性的原因，很多人就不太了解了。中华文明是一个非一神教的文明，是一个无神论的文明，所以对于西方、法国、欧洲而言，不承认上帝创造世界，就是一种“异类文明”，中国人就是“异类人”。这种偏见也是深深地埋藏在法国人和欧洲人的潜意识里，也是形成对中国偏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原因甚至比政治原因更加复杂，而且历史更加悠久。

正是由于显性和隐性的这两大原因，西方和法国媒体对中国的偏见是短时期内我们无法改变的，这对西方不是好事，对我们当然更不是好事。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学会去认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偏见，而且要学会去改变它、纠正它，我们必须学会对西方民众讲好中国故事。郑老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学习一下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他们在法国建立的法语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开始直接影响法国和讲法语的西方民众。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媒体要想让西方民众接受，任务更艰巨一些，我们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