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生活舒服，空气也新鲜，这里终究受约束。”在上海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住了32年的阿福，早在20年前就符合出院标准，却至今没能走出医院大门。而另一边，南昌景区19岁女大学生被有精神疾病史者刺死、河北廊坊24岁女幼师遭精神病人杀害的悲剧，又在提醒着另一个困境——不少精神异常的人，因家属抵触等原因，迟迟没有被送医干预。 精神障碍患者的世界，犹如“围城”：应该进去治疗的，没有进去；能出院回归社会的，却找不到出口。

据权威数据，我国精神障碍患者人数早在2013年就突破1亿人，其中重度患者约1600万。这座“围城”里的困局，不仅关乎他们的人生，更牵动着千万家庭与公共安全。

第一重围城：不愿就医的隐忧，恶性事件背后的“监管空白”

“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被骂醒，家里老人小孩都休息不好。”上海一小区居民的投诉，揭开了基层管理的难题——小区里一位60多岁的阿姨，因儿子车祸去世引发精神异常，长期在清晨游走于小区里骂人、扔脏东西，却迟迟没能被送医治疗。

居委会与社区民警曾多次上门沟通，可阿姨的丈夫始终抵触：要么躲着不见，要么闭门拒绝。“我们提议带阿姨做脑部CT进一步诊断，他不同意；想劝他送医，他更不松口。”居委工作人员无奈地表示。

根据《精神卫生法》，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出现伤人、自伤或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才符合强制送医标准；若家属不愿送医，基层部门也无计可施。对此，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优点出核心原因。 “家属怕‘精神病’的帽子影响患者，更怕被社区、单位歧视。”这种顾虑导致很多患者错过早期干预时机，病情则从言语威胁、行为混乱，到毁物、伤人，甚至持械施暴一步步恶化。

今年以来，多起恶性事件印证了这种风险：

8月10日，南昌景区19岁女大学生被有精神疾病诊疗史的席某某捅死；

2月26日，河北廊坊24岁幼师周某下班途中，被患精神分裂症的谢某持刀杀害；

3月27日，广东廉江东涌村一家祖孙三人，遭确诊精神分裂症的同村村民叶某志杀害。

“绝大多数患者经治疗能控制病情，早发现早干预是关键。”陈优强调。但现实是，基层缺乏有效预警机制。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沈亮指出，《精神卫生法》虽规定近亲属可送患者就医，却未明确他们“不履行义务该担何责”，这让监管陷入“空白地带”。专家建议，后续可以细化相关的实施细则，来弥补这一部分的空白。而对于已经确诊的精神病人，如果监护人也放任不管，最终导致其肇事肇祸，应当增设“监护人失职罪”，来追究这部分人的责任。

第二重围城：出院无门的艰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即便家属支持愿意送医，但目前，精神病院普遍人满为患。符合标准却“滞留医院” ，与“不愿就医”形成鲜明反差。

1993年，阿福因精神分裂被强制送医，2005年左右就达到出院标准。可他的父母当年不愿接他，后来女儿成为监护人，依旧没办出院手续。

“他一个人住我们不放心，我和先生要上班，还要照顾孩子、公婆，实在没精力看着他。”阿福女儿的顾虑很现实，“医院有专业照顾，他快70了，以后年纪大了也得去养老院，不如先在这住着。”

这样的患者，在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占了“一大半”。医院核定床位仅360张，实际长期住院患者却达680人，最高时近700人——原本放3张病床的病房，硬生生塞进6张。

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科科长杨志磊表示，在他们长期滞留医院的患者中，有60%左右是因为家属存在现实难点，所以没法接他们出院。这些困难中包括家里住房困难、家属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法提供长期照料等。其中，也有一部分家属表示，自己没办法保证出院的病人长期服药。

“尤其是男病人比较突出一点，就是家里面可能有妻子或者有女儿之类的。照顾他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叫他吃药，一开始可能没问题，但后面就有困难。”

杨科长表示，还有一部分家属，出于种种原因，主观上就拒绝把可以出院的亲属接出来。“不排除有一些家属确实是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这类家属中，有些甚至就连患者的住院费及医疗费都不愿意支付，就更别提愿意接他们出院了。

医生表示，高密度床位的设置、封闭的狭小环境其实并不利于康复。病情稳定的患者出院后接触社会，才能恢复社交功能、情感互动能力，而只要能按时服药、规律作息，精神类疾病也大概率能维持稳定。

据了解，目前上海各街镇的“阳光心园”，能为康复期患者提供日间照料、心理辅导和康复训练，但受限于条件，无法提供24小时全托服务。记者咨询多家养老机构，得到的多是“民政有规定，不收精神障碍患者”的答复；仅一家与上海精卫中心合作的民营机构愿意接收有精神病史的老人，但每月费用高达1万-1.4万元，普通家庭难以承担。

如何破局？

一边是医院床位告急、患者“想走却走不了”，一边是家属“想管却管不了”、社区“想帮却没抓手”，精神障碍患者的“围城”之困，从来不是某一方能破解的难题。

2025年7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意见，明确养老机构可依规为重度精神残疾人提供照护服务，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上海之后也将出台具体的落实要求，会对老年精神疾病的患者如何进入养老机构养老进行“分类施策”。

为家庭解除照护的后顾之忧，相当于为解开“围城”之困打开了一个通道。但这还远远不够。比如给精神专科医院扩容，增加更多的治疗供给；比如培养更多专业社工，帮家属分担监护压力。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少一点歧视，多一点理解。当“精神障碍”不再是“洪水猛兽”，家属才敢主动送医；当患者回归社会时能得到包容，他们才不会被困在医院里。让精神障碍患者真正“回家”——不仅是走出医院大门，更是走进正常的生活、被社会接纳。这才是治疗的最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