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3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就“谈谈战略思维”展开了主题演讲。

关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张教授和大家分享了一个细节。1983年，张教授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不久就遇到一个问题，他们的行政级别相当低，但已经开始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做翻译了。领导人会见外宾的翻译记录很快就成为机密文件，按当时的行政级别，他们是没有资格阅读这些文件的。然后给领导做翻译工作，又要求翻译熟悉领导谈话的思路、风格和语汇。翻译室的领导为此专门向外交部领导打报告，要求为年轻翻译开一个绿色通道。报告很快就被批准了，所以新手翻译被破格允许阅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些记录可以阅读，但不能做笔记，但即便这样，这也是一个不小的突破。就张教授个人而言，细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谈话，很快成为了他在翻译工作中的最大乐趣之一。

邓小平的不少谈话给张教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说1982年，邓小平与朝鲜领袖金日成的几次谈话。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视察中国北方地区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如果研究邓小平，从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也可以看出邓小平许多战略思想的发展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1977年7月复出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现在看来这是一条普遍真理，是一种中国智慧。外部世界，包括西方国家也可以借鉴。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讲了一些肺腑之言。他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主席领导下，全国上下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他认为要适时结束揭批“四人帮”这一运动，果断把整个工作的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

当时沈阳军区司令李德生回忆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是这样说的。邓小平对他们讲，“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进行到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情，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运动不能搞得过长，过长大家就厌倦了”。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也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一种表述的提法。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长春视察时也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引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在大庆视察时，邓小平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个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个小时，他不满意，说这同拨算盘差不多了，花这么多钱干什么？他指示要计算机设备好好利用起来，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并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新管理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中国要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这种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思维，最终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