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上午，在经过简短的告别仪式后，仁济医院的医生对小丁表达了深深的敬意，随后为其进行器官摘除手术。年仅24岁的女白领小丁，9月6日在从长宁区福泉路公司坐地铁回到周浦住地时，遭遇歹徒抢劫，后被弃于人员稀少的通道内，发现时已经是案发后30小时。由于脑部长时间缺氧，小丁脑部遭遇重创，昏迷不醒，最终被确认为脑死亡。

仁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得知小丁的状况是通过该院急诊监护室的主管医生陈杰，“她说有一个病人已经达到脑死亡状态了。然后，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急诊，看到了这个小姑娘。当时她已经没有自主呼吸，也没有任何的生理反射，经过脑电图和诱发电力的检测，表明他的脑电活动已经消失了，没有任何的机会，基本她是达到了脑死亡的标准”。

协调员陈小松随后找到了患者的父亲，而在此之前，9月13日，记者也曾经采访过小丁父亲，小丁父亲不希望放弃女儿的生命，希望能挽回女儿的生命，因此暂时不考虑器官捐献，而在看到女儿呼之不应、在重症监护室内继续抢救了4天之后，小丁父亲终于答应捐献女儿的器官。

陈小松说，她随即找到患者（小丁）的爸爸，和他进行了简单的沟通。“其实，我也理解爸爸当时非常难过的心情。爸爸坚决地不相信女儿已经离他而去了，没有任何机会能回来了，反复地跟我讲，还有机会，只要有一线机会，我们一定要抢救孩子。”陈小松很快又和丁爸爸进行了第二次的沟通，“我再跟他解释了脑死亡的真正的科学含义，跟他讲孩子已经离去了，虽然她的心脏还在跳，但是她没有任何回来的机会和可能了”。

丁爸爸还是非常坚持要医生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把孩子的生命救回来。并在第二天把小丁转到了条件更好的ICU。陈小松回忆说，小丁在ICU里面的4天，她没有跟丁爸爸做任何的沟通和交流。丁爸爸后来主动打电话给她，“说他想通了，希望能让女儿的生命延续下去，这样对于他来讲心里还有念想，女儿还在这个世界上，第二个，还可以帮助到其他人。非常感谢她的父亲能做这么一个伟大的决定”。

丁先生说事情发生后，自己和爱人都很不愿意接受事实，但是经过医生的详细解释，逐渐想通了。“我们也不忍心看着我女儿一天天躺在病床上那么痛苦，她痛苦我和她母亲也会痛苦的。所以我们就忍痛割爱吧，把女儿的器官捐献，看它们能对社会做一点贡献。”

陈小松说器官捐献协调员经常被家属婉言谢绝，因为很多公众缺乏对"脑死亡"的正确认识，对"死亡"的判定标准依然停留在"心跳呼吸停止"上，这让许多原本有希望实现捐献的志愿者错过了最佳捐献时间。另外，极度悲伤的家属一时难以接受亲人离去的事实。

“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家属他看到亲人离开自己而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极度）悲伤（因而抵触）”陈小松很能理解，“我们反复地和家属进行沟通，一次、两次、三次，希望能把她死亡的概念告诉他，家属如果理解，会再重新考虑他的决定。因为我觉得有益社会的事情总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她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中，让生命用另一种爱的方式得以延续。目前，仁济医院等待肾脏移植的患者就有约1000人，并在不断增加。

丁先生说，小丁是一个好动的女孩，把女儿的器官捐献了，他们就存有“我女儿还在这个世上”的感觉。他和亲人劝说了妻子很久，才取得妻子的同意，“她是一直强烈反对的。她说她的女儿本身就受了这么大的罪，连死了都要给她做一下手术，增加她的痛苦。”

陈小松觉得，丁爸爸“”在一个困难的时候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她很感动，丁爸爸“对女儿的生命表示出了极大的尊重，让她的生命继续地延续下去”。

据统计，我国每年等待器官捐献的数量超过150万人次，这个数字在不断增长中，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而我国每年仅有不到1%的患者能够获得器官移植的机会，器官资源严重短缺。

陈小松说，目前人们对器官捐献的认知还不太充分，甚至有人质疑，“你是不是拿我的脏器去卖钱了”。让她欣慰的是，经过耐心解释以后，大部分家属还是能接受这个事情的。医生和捐献者家属甚至因此成为朋友。“器官捐献给病人带来了生的希望，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仁济医院目前实现的器官捐献数量占全上海的53%，位居全市第一。

据陈小松介绍，“器官捐献一定是要在心跳和呼吸还在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去获取他的器官，他的器官才是有功能的，可以救命的。如果心跳停跳5分钟以后，基本上他的脏器就很难再有一个好的恢复”。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家属会觉得亲人并没有真正死亡，“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判断下来，都是心跳停止，呼吸没有了才是真正的死亡”。

陈小松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我们）国家成立了一个中国器官捐献分配系统，捐献者捐献的每一个脏器都属于是国家所有，必须登录国家的器官捐献系统，在系统里面进行分配；每一个受者接受的脏器都有可溯源，（按）非常严格的标准（执行）”。

（编辑：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