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捐赠名画流向艺术拍卖市场”的消息，将南京博物院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南京博物院在17日晚间发布“情况说明”回应称，当初的受捐赠画作其实是“伪作”，已依规进行处置。而拍卖市场出现的画作是否就是当年受捐赠的画作，还有待进一步查证。究竟怎么回事呢？

事件的焦点，就落在了这幅《江南春》图卷上。这件出自明代大家仇英的作品，曾是近现代收藏家庞莱臣的藏品。1959年，庞莱臣之孙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套）藏品，其中就有这幅《江南春》图卷。但今年5月，这幅画作竟然在北京的一个拍卖会上亮相，起拍价就高达8800万元。在庞增和女儿庞叔令的举报与国家文物部门的干预下，这幅画作当时被紧急撤拍。但捐赠文物为何会出现在拍卖市场？这让庞叔令觉得难以理解，为此向南京博物院提起了诉讼。

南京博物院在“情况说明”中回应称，经调查核实，该馆于1959年1月正式接收了庞氏后人庞增和，也就是庞叔令父亲捐赠的137幅庞家收藏画作。但在1961年和1964年，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5幅庞氏捐赠画作，都在专家组的鉴定中被定性为“伪作”。上世纪90年代，南京博物院依照《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对这5幅画作进行了处置。南博同时表示，将深入核查这5幅画作的去向。如果发现当年处置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外，关于拍卖市场出现的《江南春》图卷是否是受赠画作，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此事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昨天，江苏省文旅厅工作人员表示，已牵头成立工作专班联合调查处理此事，有最新进展会对外公布。国家文物局文物工作人员也回应称，已接到相关举报，正在调查核实中。

听闻消息的庞叔令方面则表示，当初向南博捐赠的文物都是真品，不存在“伪作”。期待有关部门的调查，能让这一事件水落石出。她还提出，追回5件“消失”的画作，并归还给庞家。

记者梳理了捐赠人后代与南博各执一词的情况，发现至少有三个疑问有待调查核实。

首先就是，南博受捐赠的《江南春》图卷究竟是真迹还是伪作？庞氏后人坚持认为，当初的捐赠记录就表明是真迹。但南博出示了两份专家鉴定记录。第一次是在1961年11月，鉴定结果是：伪。第二次是在1964年6月，专家再次鉴定，认为“仇英江南春图卷，假”。

第二个疑问是，受捐赠的《江南春》图卷的流向，是“无名消失”还是“划拨、调剂”？对此，庞叔令方面表示，她和代理律师在今年6月底前往南博查验发现，当初捐赠的137幅书画中有132幅仍在南博库房保管，但包括《江南春》图卷在内的5幅作品都“消失”了。而南博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被认定是“伪作”，所以从藏品序列中将这5幅画作“剔除”，并进行了“划拨、调剂”处理。

第三个疑问是，捐赠文物如果被认定是“伪作”，是否可以再归还给捐赠人？对此，庞叔令方面认为，自己有权知道捐赠品是否被妥善保存、以及被鉴定为“伪作”的作品的具体流向。如果南博当初确需处置，也应当优先考虑让原捐赠人收回。南博方面则认为，画作在捐赠之后，其所有权已依法转移至国家。捐赠人当初未曾提出保留返还权，现行法律中也未规定受赠人具有返还义务。

这三个疑问的答案，还有待相关部门的调查厘清，突破点或许在于：现身拍卖会的画作是否是真迹？它与南博受捐赠的画作，是否为同一幅？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要进一步明确两幅画作的来源，以及流转过程中是否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如果答案仍然是肯定的，那么，这幅画作不仅不可以在市场上流通，而且应当依法追回，并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随着事件的发酵，更多线索正在浮出水面。据新华社记者采访了解：南博在1986年对“伪作”做出“不宜入藏”的认定，依据的是，原文化部颁布实施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十年后的1997年，南博向原江苏省文化厅提交报告，请求将“不宜入藏”的“处理品”进行“调剂、价拨给省文物总店处理”。随后在2001年4月16日，被专家认定为赝品的《江南春》，就在原江苏省文物总店里，被不知姓名的“顾客”以6800元的价格购买，销售清单明示为《仿仇英山水卷》。

记者了解到，我国《文物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国有文物禁止买卖。如果相关人员存在私自转移、处置馆藏文物的行为，还可能触犯《刑法》中关于贪污、挪用国有资产或妨害文物管理的相关罪名，需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律师游云庭认为，从现有公开信息来看，南博的相关处置流程中没有违规的迹象。根据此前的《民法通则》，捐赠给国家的文物，其后续处置通常被认为与捐赠人关系不大。但现行法律已对此作出完善。2018年施行的《国有馆藏文物退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收藏单位如需对接受捐赠的馆藏文物作退出处理，应按与捐赠人的约定执行；没有约定的，须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此外，1999年生效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强调，捐赠财产的使用应尊重捐赠人意愿，符合公益目的，不得挪作他用，且受赠人对捐赠人的查询负有"如实答复"的义务。

游云庭同时表示，捐赠文物的管理还可以进一步完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可通过区块链等手段，将捐赠文物及其权属信息上链存证。一旦文物权属发生变动，系统可自动通知捐赠人，使其及时知情并表达意见。此类技术若应用于捐赠管理，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执行机制，增强透明度与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