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2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持人何婕提到了毛主席的“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像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看远点，往长里看，这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部分。那在西方的文化，尤其他们的政治文化当中，有没有这一部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健教授举了美国这一例子。其实从理论上来讲，美国的学术界一点都不缺少战略思想家，在美国的学界有许多看得很深的人，看得也很远，但是问题在于，他们也感到很无奈，就是他们的思想在现实层面没有可能被落实到整个的政治决策和实践当中。这是由于美国的整个社会政治机制所决定的，它整个社会的文化机制是一个利益的对抗机制。简单地说，代表军火商的、代表医疗界的、代表波士顿财团的、代表各个利益集团的，政治家坐在哪儿，他得为谁说话，所以说没有办法形成“一幅蓝图绘到底”的整个机制。这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而不是智慧问题。

战略问题，对于一个政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其实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张教授认为，西方的政治人物有战略眼光的越来越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这个制度决定的。这个制度四年一次选举，大家眼光就看着下一次选举，所以很难做出这样的决策，换一个政党以后计划就没有用了。在政界，我们叫西方产生的都是政客，你找不到政治家，但是在政界以外，比方说基辛格，他是有战略头脑的人，这次疫情他就在考虑西方这个自由秩序还能不能维持下去？他希望维持下去，但怎么维持他很担心。所以西方很多有战略头脑的人在考虑这些问题。

张教授觉得中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西方往往思考战略问题的时候，它确实是由于它的传统局限，格局还是比中国小，它一般都是考虑自己这个制度怎么对我最有利，对别人它不太在乎。但中国确实是考虑，有时候是能不能合作共赢，这是在我们的基因里的，就是让你也过得好，我也过得好，这样一起把整个世界变得更好，我们有这个理想主义在里边，所以说格局还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些地方，它可能有战略家，有一些思想家，但如果这些战略思想没有办法反映在政治生活上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们的文化当中，对于战略思维是比较可以接受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看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处理好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关系，我们也会说，你要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要处理好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其实这些全部都是战略思维，在我们的决策当中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其实也进入我们生活一个部分了。

高教授表示，这是我们中国人很自然的一种态度，张教授补充说另外可能和中国共产党传统有关系。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60年代的时候因为文革，外界进入不了中国，所以他们就在香港采访一些移民，就在那里做研究，想了解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决策。后来，张教授看了一个研究报告说，外界采访者发现很有意思，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农村人，受过初中教育，他讲话的时候也会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西方是没有这个传统的。通过这个事情，就是你要看到矛盾的不同方面，然后看他们各种各样的关系，这在老百姓生活中都有。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