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9年，重读此书，再看土耳其时局，体会更深。

帕慕克对于伊斯坦布尔的回忆与描绘不是连续的，而像片段、画面。海峡、废墟、老街、各种店铺、行人……都在他回忆的图景里，可能跟他喜欢绘画，并且学过建筑学专业有关，他对于空间的回忆尤其敏感，在他笔下，仿佛可以看见一幅幅伊斯坦布尔生活场景，但是字里行间，总有一种特别的忧伤。

这种忧伤是城市与个人共同的忧伤。“你要看出你究竟站在东方还是西方，只需看你如何提起某些历史事件，对西方人来说，1453年5月29日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东方人来说，则是伊斯坦布尔的征服”。从1453年以来的500多年间，伊斯坦布尔仿佛一直在东西方之间徘徊，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变革，力图将土耳其建成新兴国家。帕慕克出生于1952年，他的童年少年记忆，应该是土耳其推行凯末尔主义大约30-40年后的社会生活，这大概是怎样的呢？这种绵延了500年的身份寻找就停止了吗？

一些西方的旅人来到伊斯坦布尔，看见的是城市的异国情调或者美景，“这些包括杰出作家在内的观察者提及并夸大的许多本地特色，在指出后不久便在城内消失”，这一点在帕慕克看来尤其可笑：西方观察者喜欢点出让伊斯坦布尔别具异国情调、不同于西方事物的东西，而土耳其的西化者却急着把这些东西除掉，免得阻碍了西化。

 “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很担心外国人和陌生人怎么看我们”，西方人在伊斯坦布尔看见的是城市天际线，但当地人在乎的是生活；西方人赞美废墟，但当地人为城市的破败感到不安；西方人感受的异国情调，但当地人所有的却是各种掺杂的回忆。一方面希望获得西方认同，又清晰知道西方所见的伊斯坦布尔并非它真正、深刻的模样，城市是焦虑的。

语言的消失与一统，也是变革的一部分。在19世纪，伊斯坦布尔可以听见多种语言，土耳其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以及拉迪诺语（一种中世纪西班牙语），而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土耳其化的兴起，这些语言多数消失匿迹，帕慕克童年时注意到，每当街头有人大声讲希腊语或者亚美尼亚语，有人便会叫道，“请讲土耳其语”。多种语言消失后，城市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受到了影响。

说到土耳其化，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当时政府坚持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帕慕克儿时身边不少人都笃信宗教，他们的职业普通，更没有什么财富，他觉得这些人都很善良。不过当时社会的一种观点是，因为有这些半文盲人口，土耳其现代化、繁荣、西化的梦想就难以达到。

比如，如果有人批评家中电工跑去祈祷，其实这与电工没把工作干完无关，而是批评者认为电工的行为妨碍了“国家进步”——类似观点对贫困信教人口来说，当然是巨大的压力。可见，世俗化固然带来社会的进步，却并非全是收获而无失去。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伟大、历史悠久、孤独凄凉”的城市，几百年间，它经历了辉煌，也置身于衰落。人们始终在想，从前的辉煌繁盛还有没有可能恢复，但又在时刻忧心，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人们急着加速现代化，而在这过程里，那些被放弃的却始终没被忘记，在建筑里、在人们的记忆里、甚至在空气里——好像一个人童年的欢乐与富足渐行渐远，被迫面对成年后的一团乱麻——这确实是一件让人忧伤的事情。

在城市与个人的忧伤混杂一处时，伊斯坦布尔人并非没有释放的渠道。帕慕克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去看博斯普鲁斯海峡，去数通过海峡的船只，而他惊讶地发现，其他人可能也是这样。看海峡，一方面是为了看风景打发时间，另有一个原因是，他们眼见中东的财富日盛，目睹奥斯曼败给前苏联和西方之后的破落，意识到必须想办法摆脱这种沮丧与恐惧，去凝视博斯普鲁斯海峡，即便是发呆，也像是一种责任。

帕慕克说，“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他也说，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恰恰说明，他对自己的城市到底爱有多深，并从深爱里感觉快乐。“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一切悲伤与欢乐都来源于这个地方，而爱与责任从来都相伴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