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述人菲利普•肖特开场白

建筑，往往是权力的象征。1927年，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就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在地。“4.12”政变后，国民党采取了残酷打压的政策，罢工被严令禁止，工会被压制，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更加严酷。问题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上海还是一个久留之地吗？如果留下，策略是什么？有没有第二种选择？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第六集 返城还是上山

1927年7月，内部空虚的武汉国民党汪精卫政府公开反共，这个曾标榜与共产党合作的人背叛了革命。曾短期迁往武汉的中共临时中央面临最现实的抉择，迁回上海。尽管这里也有国民党的镇压，但未必不是上策。这里有强大的工人力量，党的组织系统深植在民众中间。
两年前的1925年，毛泽东提出党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4.12大屠杀”的惨痛教训证明毛泽东的论断何其正确。

云南中路171号天蟾舞台，1927年，这里是公共租界的商业闹市区。

舞台旁边有楼梯直接通向二楼的房间，这里是一处秘密的中央机关。常到这里来工作的有邓小平，不久前他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例如警察偷袭，与会者可以迅速撤离，通过相连的背后通道混入剧场里的人流。

这个名为“福兴”的商号主要经营纱布，它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秘密机关，也成为实际的中枢。在“福兴”楼下，有一个诊所，附近有许多商店，甚至还有风月场所。

这个高度机密的机构坚持达三年之久。商号的熊老板和老板娘操持着上海临时中央的总务和后勤工作，这对假扮夫妻后来日久生情。

然而，共产党人的爱情，生不逢时。党中央驻地在上海，于是党内大量的高级干部也聚集此地。不论生活与工作，都有生命危险。被捕者的名单不断加入新的名字，越来越长。那些拒绝放弃信仰的人被一个个处死。

山阴路69弄90号，1927年6月26日，陈延年被捕；

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1927年7月2日，赵世炎被捕；

江宁路，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

新闸路613弄12号，1929年8月24日，彭湃被捕；

杨树浦许昌路，1930年5月6日，恽代英被捕；

南昌路，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被捕。

可见，这些地方相隔不远，方圆几英里，大多在租界内。可以看出，共产党人是真正在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作为保护，来反抗国民党。然而，1927年之后，状况发生了变化。外国人的治外法权遭到削弱，在非条约口岸，中国法庭享有国民司法权。国民党政府要求租界警方引渡这些他们所称的共产党“罪犯”。绝大多数情况下，警方并不愿意拱手相让，但蒋介石政府无法容忍，乃至无一例外引渡共产党人。

面对残酷的镇压和随之而来的牺牲，中共党员数量骤减。人们开始自问，无产阶级革命的苏联模式是唯一的途径、甚至是正确的途径吗？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中共领导层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也在争论。

然而，这也有积极的一面。国民党发动“4.12政变”，随后开始大屠杀，促使共产党人更加独立思考、独立抉择。与其盲目地跟随莫斯科的指示，部分党内领导人开始探索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发动农民的可能性。在广阔的农村，国民党政权鞭长莫及，只要共产党推行的政策惠民利民，得到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就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根据地。

毛泽东是领悟这个道理的第一人。他拒绝听从攻打长沙的上级命令，收拾队伍奔上了井冈山，在那里创立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不久以后，有许多人纷纷效仿。

这条道路，我们称之为共产党人的“秘密交通线”，它从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许多人都走过这条路线，其中就有1931年的周恩来。那时，已经转入地下的中央委员会授命他筹备党的领导机构的转移，一旦留在上海压力过大，则准备向江西苏区转移。周恩来乘海轮到汕头，然后乘汽船到潮州。此后，沿赣江乘小船到大埔，从大埔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到福建永定。最后一段，通过上杭、汀州，到达红色首都瑞金。

在国民党控制区穿行，跨过国共军队争夺的无人地带绝非易事。但是，中共中央就是通过这条路线，最终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转移。随着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走进农村，一个个革命根据地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建立起来。不仅如此，许多共产党人一直在这条路线上来回往复。党中央诞生在上海，它的领导者们明白，即便红区是一块通向最后胜利的跳板，革命运动依然需要在城市——在白区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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