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个社交媒体账号发布视频称“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某某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跳楼身亡”系“求助无果、以死明志”，引发广泛关注。

8月5日，河南省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证实了邵某某坠亡。事件发生在8月1日晚，事发后，该院迅速组织抢救，但坠楼人员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凌晨1时40分死亡。通报称，周口市卫健委和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正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记者从家属方面获悉，4日上午，邵医生的遗体已经在老家下葬，家属亲友和医院同事一起给她送行。据邵医生的家属讲述，三起医疗纠纷是这场悲剧的导火索。坠亡前，邵医生遭受了“三个账号连续7个多月的网暴”。

邵医生的丈夫张先生称，第一起纠纷中，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但事后，家属觉得家里“绝后”，便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元。产妇及家属此前已将产妇曾就诊过的郑州一家医院及周口六院一同告上法庭。司法鉴定的初步结论说，此事与妇产科无关，可家属依旧持续在网络上发布视频。

第二起医疗纠纷中，一名产妇生三胎且胎儿较大，邵医生多次与产妇及家属沟通，劝其进行剖腹产。但夫妻二人均执意顺产并签署风险同意书。最终，产妇子宫破裂，胎儿死亡，产妇保住了性命。张先生称，医院让产妇家属走法律程序，他们就转而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

第三起纠纷发生在两年前。产妇生产一切顺利，但孩子出生两天后，突然因缺氧导致皮肤青紫，经抢救后治愈出院。如今孩子被确诊为脑瘫，家属归咎医院，且质疑医院篡改了医疗记录。

起初，前两个医疗纠纷中的患者家属发布的视频关注度不高，后来这三起纠纷的患者家属在平台上开始互相关注并推荐作品，由此引来大批网络水军对邵医生进行攻击。记者注意到，目前，这些账号已清空了所有视频，其中一个账号的粉丝量为2.4万。

周口市第六医院官网显示，邵医生系妇产科科主任，从事妇产科工作二十多年，曾获“河南省优秀妇产科医师”等荣誉。

事实上，对于持续的网络攻击，邵医生曾尝试报警求助。7月30日，她就前往周口市太昊路派出所，但警方未予立案。7月31日，邵医生与丈夫及医院同事一起再次报警，当时警方立了案，但并未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第一时间联系“网暴者”下架视频。

在这起悲剧中，医院是否为邵医生提供了心理支持？平台是否及时清理了恶意攻击的账号？警方是否对持续的网暴骚扰介入调查？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能及时伸出援手，或许都能避免“邵医生之死”。

律师张玉霞认为，在邵医生坠亡事件中，医院作为医生的用人单位，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对员工提供心理疏导、舆情应对协助等帮助。在事实未查明之前，医院不能也不应“站队”，但对于事实相对清楚、医生没有责任的情况，应该“力挺”医生，而不是让医生个体来承担工作中所遇到的医患纠纷。医院方面要加强医患沟通培训，完善投诉处理流程，在必要时通过第三方机构调解，降低冲突风险。其实无论是所谓的“强势方”“弱势方”，事件压到个体身上，没有强弱之分。

张玉霞说，警方对“网暴”案未及时立案并制止舆情蔓延、冻结侵权账号，可能涉及行政不作为。从现有信息来看，“网暴者”涉嫌侵犯了邵医生的名誉权，情节严重的话，或涉嫌诽谤罪；若最终判定网暴行为和医生坠亡存在因果关系，施暴者也有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此外，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对网暴行为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制和处罚。网络平台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核机制，对未经验证的医疗纠纷内容进行标注或者限流，并及时删除侵权内容。

而对于“旁观者”而言，看到他人的“小作文”或事实陈述时，一定要理性。实践中经常看到，在有些舆情纠纷中，一开始大家站在“左边”，认为其“很可怜”，但当事件反转的时候，同一“旁观者”又站到了相对方的立场上，看起来在形式上维护了所谓的“正义”，但事实上这样的“旁观者”就是这场网暴的“帮凶”。她提醒，对于未经查明的事实，不要轻易发表意见，更不要随意转发。

邵医生的悲剧撕开了医患关系的疮疤。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有些源于医疗差错与事故，有些源于医疗服务态度不佳，有些则因为医患之间沟通不畅。但无论哪种原因导致，目前都有比较规范的投诉和调解程序。

例如，医院内部有由医疗机构设立专门部门（如医患关系办公室）负责初步协商，适用于争议较小的纠纷。患者还可向当地卫健委申请行政调解，行政部门依据《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进行协调。此外，还可以申请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就是医调委，作为第三方中立机构，通过专业调解员和专家库提供服务。如果以上调解均未成功，也能够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

不过，在现实情况中，调解手段常常得不到理想的效果。如患者质疑医院内部调解公正性、医学术语加剧沟通障碍、医患双方认知差异大，这些因素导致调解常常陷入僵局。在调解中，一些患者和家属因维权成本高选择把事情“闹大”，而一旦有媒体介入，就有可能放大医患矛盾，形成“同情患者”的舆论导向，干扰调解中立性。

张玉霞表示，不可否认，现实中有些医患矛盾调解非常棘手，但即便医疗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维权也不能去突破法律边界。《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明文规定，医患双方应当依法维护医疗秩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危害患者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邵医生坠亡事件中，医疗纠纷的责任划分，还有待有关部门的权威调查，但需要明确的是，医患纠纷的解决，应依赖“规则对等”，双方应在法律与医学框架内寻求真相。医院相对于普通患者看起来是“强势机构”，当纠纷发生时，部分网民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同情“弱者”，在不辨真伪的情况下就给予支持，但这种支持，很可能不经意间纵容了越界维权。医院方或调解机构也要避免为息事宁人采取妥协，这样的妥协同样是对越界维权的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