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条新闻摆在眼前，让人悚然一惊。

一则是32岁的广东程序员家中加班猝死。据说，涉事公司推行“无边界协作”等工作机制和“加班文化”，这些特点在当下职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另一则消息是，中国人工作时长结束9年连涨。

不说不知道，原来我们的周平均工作时间已经连续九年攀升。两条消息放在一起，对撞出的是旧有发展模式惯性与深层结构矛盾。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越南周平均工时分别为37.9和41.5小时，同期中国为48小时。现实中，这位不幸罹难的程序员2019年入职后，晚上和周末加班是常态。事发前一段时间，“工作量翻了三倍”。

如今，在不少企业“自愿加班”成为心照不宣的入职条件，“弹性工作制”抹去了工作与休息的界限，而“奋斗者协议”则用情怀包装了权益的让渡。

绩效考核、末位淘汰、与项目奖金深度绑定的截止日期……这一整套系统性的压力机制，构成了一条无形的锁链，让劳动者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时，却可能透支了生活本身。但更长的工时，往往与更高的劳动产出效率、更强的创新活力并无必然联系，甚至可能因导致身心倦怠而适得其反。

眼下，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从追求“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高速”转向“高质量”，劳动关系的健康、人力资本的保护、内需潜力的释放就成为关键。工时问题，已不仅是权益保护问题，更是能否成功转向创新驱动、内需驱动、人才驱动新发展模式的试金石。

从这一点上来说，破解工时困局，是经济转型升级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不仅是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承诺，更是为中国经济未来扫清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