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6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绍光教授共同就“中国人的政道智慧”展开了主题演讲与讨论。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曾经说过，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质量，政治制度好坏，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请大家注意，小平同志是把人民的团结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连在一起的，这种联系非常之重要。我们从中国自己崛起的经验中，从“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的过程中，从台湾和香港地区今天的政治乱局中，从我国新疆曾经经历的“三股势力”的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可以看到人民的团结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没有人民的团结，我们看到的就是百姓生活的遭殃，甚至是灭顶之灾。邓小平讲的第三条，就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张教授个人认为邓小平的三个标准，也可以说是一种政道思维的典范，这三条政道标准，他觉得可以用来进行国际比较。如果我们用这三条标准来评价采用西方模式的“阿拉伯之春”的国家，那么他们的表现都属于糟糕甚至灾难。国家政局持续动荡，人民四分五裂，民生更加艰辛，一些国家陷入全面内战，甚至分崩离析，他们的生产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我们也可以用这三条政道标准来分析今天的西方国家，他们的稳定也大不如以前。虽然多数还没有陷入全面动乱，这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国家还有老本可吃，包括过去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包括历史上通过殖民主义积累下来大量的不义之财等等，但多数西方国家人民也不那么团结，社会变得更加分裂了，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20来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没有增加，他们的国家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生产力遭到了破坏，总之情况非常不妙。

关于改革能力比较的问题，西方民主模式把重点放在形式和程序上，好像只要有了正确的形式和程序，一个国家就可以万事大吉、一劳永逸。结果，西方民主模式日益显得教条和僵化，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西方民主制度很难进行改革，不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整体利益党，而且因为他们没有政道思维的传统，难以从更大更高的目标出发，来审视自己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导致各项改革很难推进。与此相对照，中国始终把重点放在目标和结果上，放在政道上，所以中国可以大胆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民主形式和程序，并通过改革使之不断完善，这条道路可以说是越走越宽广。

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大家可以花时间看一看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很好地展示了中国人的政道和政体观。在政道层面这个《决定》明确，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我们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和国家统一，我们要在政体层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决定》在政体层面高度肯定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其中任何一个拿出来都是一系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精彩的中国故事。在充分肯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优势的基础上，《决定》又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完善什么，而且制定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间表。

总之，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政治思想注重把政道先搞清楚，然后从政道出发来探索政体，这是一种伟大的智慧。以民主为例，西方把民主几乎等同于程序民主，即所谓多党制加普选制，而中国则更关注实质民主，关注民主所要服务的目的，即实现良政善治，并从这种政道的追求出发，不断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具体制度安排。这种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不仅使我们获得了明显高于西方的改革能力，也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