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天因病去世，终年91岁。

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到1991年间担任苏联总统，他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他也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位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最后一位主席。

戈尔巴乔夫

对于这位20世纪末苏联传奇人物的离世，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发表文章《并未消逝的记忆——我印象中的戈尔巴乔夫》。

冯绍雷教授是瓦尔代国际俱乐部成员。作为俄罗斯问题的知名学者，他专攻俄罗斯问题及战后国际关系。主要研究领域有：俄罗斯政治、外交、社会转型、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理论等。

以下为全文内容。

作为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给中国老百姓留下的最深印象，莫过于中苏关系的恢复，以及推动改革但最后苏联解体的这两件大事。

冷战终结之际，随着中国、苏联各自与西方关系的相继趋于缓解，恢复中苏关系的问题，也被迅速提上日程。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苏双方就已逐步地释放善意、开始沟通。也提出了恢复中苏关系的一些具体步骤与路径。

比如，邓小平在1982年就提出，要求苏联首先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即，“克服三大障碍”，这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前提。

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内部主张解决“三大障碍”，恢复中苏关系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曾经这么说：“几十年形成的对抗的惯性封闭了转弯子的可能性。双方头脑冷静的政治家、外交家和专家学者，只要他们稍稍做一点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几乎就会被人说成是出卖民族利益。需要强有力的人物从‘上面’推动一下”。

历史记载表明，戈尔巴乔夫为推动解决“三大障碍”做出了努力。1989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登上飞往北京的座机时，对陪同人员说：“我们的举止应该像年轻的活动家去拜访老一辈活动家那样”。两天之后，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按照当年主持外交工作的钱其琛同志的评价：戈尔巴乔夫“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1989年5月16日 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戈尔巴乔夫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所作的贡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那么，1985年上台后他所推动苏联全方位改革，最终却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结局，引起了巨大争议。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戈尔巴乔夫，他所代表这一代人推动全面改革的主要想法，是为了改变苏联过于僵化保守和权力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在上世纪80年代不过是纷至沓来的全球体制改革大潮中的一部分——当然是极为关键的一部分而已。但是，这场改革所导致苏联解体的出人意料的结局，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益。由此，也使得70年代末80年代之交东西方诸大国同时都感知需通过改革来寻求动力的这一场原先的全球转型，经过苏联解体、整个90年代的实践与反思，在新旧世纪之交，伴随着新兴国家的成长，出现了寻求全球转型——包括国内体制、国际秩序的改革、外交战略重塑这三部分——的重新“再转型”的吁求。

无论，人们对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做出何种评价，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会永远留存于人们的心中。

也许，大家都知道，作为后继者普京的政见，与戈尔巴乔夫并不一样。但是，今年3月22日，在普京致戈尔巴乔夫91岁生日的贺电中这样表述：“你经过了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并理所当然的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与认可。令人欣慰的是，你的多方工作至今仍在为社会、教育、慈善与国际人道主义合作作出贡献”。

戈尔巴乔夫和普京

在此戈尔巴乔夫先生谢世之际，我不无抱憾地回想起了在2013年底伊斯坦布尔国际会议期间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的见面与长谈。

此时，他的形象，已完全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苏联访学期间天天出现在电视机里的那个英姿勃发的领导人了。感觉得到那种饱经风霜之后的万般思虑。他谈起了夫人赖莎离世之后的无限孤独，也因此他向我赠送的回忆录也以“孤独”为名（已经由我的同事潘兴明教授翻译后正式出版）。他还是时时关切着自己国家、深切关注当时已经出现的中东乱局。但是他尤其向我表达的，乃是对于中国人以及中国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的羡谙。他不仅对我私下表达对于中国成就的赞赏，而且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地公开表达对中国建设与外交成就的首肯。他说：“成就之下，中国还尤其表现得如此谦虚谨慎”。

晚年的戈尔巴乔夫

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他在1989年唯一一次访问过中国以后对于中国的留恋之意。他说：“我多么希望再能够有一次机会去访问中国，再去一次北京、上海，亲眼看一看那里的变化”。

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戈尔巴乔夫先生本人、和当时在场的他的多年助手，一定会始终执着于他的这一念想：再飞一次中国，亲眼看一看几十年后的翻天覆地的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