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昌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世界城市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从我自己的体验出发,我算了一下,我在乡村的生活是20年,在城市的生活是30年。今年春天我回到我的家乡做了一个演讲,我的家乡是在大别山下,鄂豫皖之间,也是在长江和淮河之间,是一个鱼米之乡。本来当地的领导让我讲怎么样建设城市,但是我给他们一个题目叫回不去的故乡,我没有按照他们给我的讲。为什么这样讲?从我个体的体验来说,我觉得我现在不太愿意回去了,因为每一次回去都是一次伤心之旅,我发现我青少年时代的记忆已经没有了,我说的是回到故乡,其实发现故乡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自己非常的痛心。
这种很强烈的个人的体验,为什么会这么强烈?我感觉到其实就是我们拿城市作为一个参照性,就是在我们生活空间中我是把城市和乡村始终作为两个不同的参照性思考问题。如果一开始出生在城市生活可能没有这种参照性,但是对我们生活有两重性的人来说就会产生这种对照,这种对照也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很多移民。比如说我90年代初期来到上海,来到复旦大学读书,那个时候还是一派乡村的风光,我记得有一次我约我导师见面,我导师回家说要改期,因为他要到上海去,就是说在那个地方还不是上海。我们很多人生活在上海,生活在城市,但是有可能我们永远融入不了这个城市,这种体验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在上海成家立业了,有自己的户口,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们每到春节大家都会问你回家不回家,就是我们不把当下的家当做家,而把遥远的,甚至是失去的故乡当做家。
【视频】黄昌勇:对峙与互补中的城与乡
人类的存在,我觉得有它的本性,就是通过他的生活积淀的文化符号他永远在寻找,所以在文学上我们经常有寻根文学,我们有很多作家永远生活在城市,但是他永远写的是乡村或者是记忆乡村,这种是都市记忆的反驳,力图回到个体记忆的努力。
第二个问题我们回到文学,因为我是做文学研究的,我们看一下文学经验中的乡村和城市。西方的工业化历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产生了大量的经典作家和文学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今天中国面临的城市记忆,乡村记忆衰退的一个现状。所以我一直认为,为什么我们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是缺席的,或者是我们当代的城市文学的成就是不大的,这跟我们双重记忆的衰退有关系,所以我们大批的城市作家要么将自己的叙事伸向历史的深处,要么用乡村的视角开掘,这就是我们当今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但是从来没有回到过想象,这其实是人类本身选择的矛盾和困境。这种困境也带来了我们今天面对城市的思考,我们今天说城市有很多城市病,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包括犯罪,我觉得这些城市病,如果我们放开一点看,它还是外在的,是城市病外在的东西,真正的城市病是内在的,是我们个体记忆的消失,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这才是城市病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更加值得我们去思考。
特别是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去惊醒,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城市专家赫华德,他其实是想弥补城市人消失了的乡村记忆的缺陷,这是一个理想。这种现象我觉得都源于我们对城市病真正的某种惧怕,或者是恐惧,而要回到乡村记忆中去寻求一种安慰,或者是寻求一种平衡。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现在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如此的急促,我觉得我们在思考城市化建设中,甚至在思考城市的文化建设中,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提供一些更多的纬度。这些纬度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另类的思考。这个纬度是什么我自己也讲不出来,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用乡村记忆的一些符号,或者是乡村积极本质性的东西来审视我们当今的城市发展,可能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乡村记忆到底是什么?我讲了这么多,我觉得乡村记忆是一种体验,而且乡村记忆更多的是符合人类本质的追求,这样看来我觉得我们城市的文化建设,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还要从人类本身生活的真正本质出发来思考。而不是我们现在简单的对城市做遗产保护,城市文化建设要增加社区的认同,我们这种努力越是做这样的努力,说明我们离真正的生活越远。所以可能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还是应该回到前现代的乡村去汲取资源,记忆,去汲取智慧,甚至去汲取灵感。如果极端一点的说我认为城市的本质可能仍然是乡村的,城市的生活仍然离不开乡村这样一个巨大的参照系。
本文根据黄昌勇在2016世界城市文化上海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
(编辑: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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